金史

　　高汝砺，字岩夫，应州金城人。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，莅官有能声。明昌五年九月，章宗诏宰执，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，上亲阅阙点注，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。于是，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。承安元年七月，入为左司郎中。一日奏事紫宸殿，时侍臣皆回避，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，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。奏事毕，上谓宰臣曰：“高汝砺不进扇，可谓知体矣。”

　　未几，擢为左谏议大夫。以赋调军须，郡县有司或不得人，追胥走卒利其事急，规取货赂，深为民害，建言：“自今若因兵调发，有犯者乞权依‘推排受财法’治之，庶使小人有所畏惧。”二年六月，定制，因军前差发受财者，一贯以下徒二年，以上徒三年，十贯处死，从汝砺之言也。时遇奏事，台臣亦令回避，汝砺乃上言：“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，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，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。故唐制，凡中书、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，必遣谏官随之，俾预闻政事，冀其有所开说。今省台以下，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，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。殿廷论事初莫得闻，及其已行，又不详其始末，遂事而谏，斯亦难矣。顾谏职为何如哉？若曰非材，择人可也，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。乞自今以往，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，庶望少补。且修注之职，掌记言动，俱当一体。”上从之。

　　又言：“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，寻以逾时而止，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。切闻周制，以岁时定民之众寡，辨物之多少，入其数于小司徒，以施政教，以行征令，三年则天下大比，按为定法。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，迄今三十余年，其间虽两经推排，其浮财物力，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，有司惟务速定，不复推究其实。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，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。况近年以来，边方屡有调发，贫户益多。如止循例推排，缘去岁条理已行，人所通知，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，冀望至时同辞推唱。或虚作贫之，故以产业低价质典，及将财物徙置他所，权止营运。如此奸弊百端，欲望物力均一，难矣。欲革斯弊，莫若据实通检，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，严立罪赏，截日立限，关防禁约。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，去烦碎而就简易，戒搔扰而事镇静，使富者不得以苟避，困者有望于少息，则赋税易办，人免不均之患矣。”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。

　　是岁十月，上谕尚书省，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，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，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。寻为同知大兴府事。四年十二月，为陕西东路转运使。泰和元年七月，改西京路转运使。二年正月，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。四年二月，迁河北西路转运使。十一月，进中都路都转运使。

　　六年六月，拜户部尚书。时钞法不能流转，汝砺随事上言，多所更定，民甚便之，语在《食货志》。上嘉其议，敕尚书省曰：“内外百官所司不同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，俱不达各司利害，汗漫陈说，莫能详尽。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，论本部数事，并切事情，皆已行之。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，若可举而不即申闻，以致上司举行者，量制其罚。”

　　贞祐二年六月，宣宗南迁，次邯郸，拜汝砺为参知政事。次汤阴，上闻汴京谷价腾踊，虑扈从人至则愈贵，问宰臣何以处之。皆请命留守司约束，汝砺独曰：“物价低昂，朝夕或异，然籴多粜少则贵。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，籴者既多，安得不贵？若禁止之，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，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，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。事有难易，不可不知，今少而难得者谷也，多而易致者钞也，自当先其所难，后其所易，多方开诱，务使出粟更钞，则谷价自平矣。”上从之。

　　三年五月，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，留其军守卫郡县，汝砺言：“此事果行，但便于豪强家耳，贫户岂能徙？且安土重迁，人之情也。今使尽赴河南，彼一旦去其田园，扶携老幼，驱驰道路，流离失所，岂不可怜。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，必将惊疑，谓国家分别彼此，其心安得不摇。况军人已去其家，而令护卫他人，以情度之，其不肯尽心必矣。民至愚而神者也，虽告以卫护之意，亦将不信，徒令交乱，俱不得安，此其利害所系至重。乞先令诸道元帅府、宣抚司、总管府熟论可否，如无可疑，然后施行。”不报。

　　军户既迁，将括地分授之，未有定论，上敕尚书省曰：“北兵将及河南，由是尽起诸路军户，共图保守。今既至矣，粮食所当必与，然未有以处之。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，其将益赋，或与之田，二者孰便。”又以谕汝砺。既而所遣官言：“农民并称，比年以来，租赋已重，若更益之，力实不足，不敢复佃官田，愿以给军。”于是汝砺奏：“迁徙军户，一时之事也。民佃官田，久远之计也。河南民地、官田，计数相半。又多全佃官田之家，坟茔、庄井俱在其中。率皆贫民，一旦夺之，何以自活？夫小民易动难安，一时避赋，遂有此言。及其与人，即前日之主，今还为客，能勿悔乎？悔则忿心生矣。如山东拨地时，腴田沃壤尽入势家，瘠恶者乃付贫户。无益於军，而民则有损，至于互相憎疾，今犹未已，前事不远，足为明戒。惟当倍益官租，以给军粮之半，复以系官荒田、牧马草地量数付之，令其自耕，则百姓免失业之艰，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。且河南之田最宜麦，今雨泽沾足，正播种之时，诚恐民疑以误岁计，宜早决之。”上从其请。

　　寻迁尚书右丞。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，使得及时耕垦，而汝砺复上奏曰：“在官荒田及牧马地，民多私耕者。今正艺麦之时，彼知将以与人，必皆弃去。军户虽得，亦已逾时，徒成旷废。若候毕功而后拨，量收所得，以补军储，则公私俱便。乞尽九月然后遣官。”十月，汝砺言：“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，人日给米一升，岁率三百六十万石，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。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，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，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，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。”奏可。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，人三十亩，以汝砺总之。既而括地官还，皆曰：“顷亩之数甚少，且瘠恶不可耕。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，人得无几，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，军人皆以为不便。”汝砺遂言於上，诏有司罢之，但给军粮之半，而半折以实直焉。

　　四年正月，拜尚书左丞，连上表乞致仕，皆优诏不许。会朝廷议发兵河北，护民芟麦，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。上闻，以问宰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高琪等奏：“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，镇遏土寇，仍许收逃户之田，则军民两便。或有警急，军士亦必尽心。”汝砺曰：“甚非计也。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，惟此麦耳。今已有流言，而复以兵往，是益使之疑惧也。不若听其自便，令宣抚司禁戢无赖，不致侵扰足矣。逃户田令有司收之，以充军储可也。”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，及访民愿发兵以否，还奏：“臣西由怀、孟，东抵曹、单，麦苗苦亦无多，讯诸农民，往往自为义军。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，皆感戴而不愿也。”于是罢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