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史

　　尚文，字周卿，世为祁州深泽人，后徙保定，遂占籍焉。文幼颖悟，负奇志。张文谦宣抚河东，参政王椅荐其才，遂辟掌书记。未几，西夏行中书省复辟之。至元六年，始立朝仪，太保刘秉忠言于世祖，诏文与诸儒，采唐《开元礼》及近代礼仪之可行于今者，斟酌损益，凡文武仪仗、服色差等，皆文掌焉。七年春二月，朝仪成，百官肄习，帝临观之，大悦，遂为定制。冬十一月，立侍仪司，擢右直侍仪使，转司农都事。十七年，出守辉州。时河朔大旱，辉独以祷得雨，境内大稔。怀孟民马氏、宋氏，诬伏杀人，积岁狱不能决，提刑使者命文谳以论报。文推迹究情，得狱吏、狱卒罗织状，两狱皆释。十九年，进户部郎中，奏罢怀、卫竹税提举司，民便之。

　　二十二年，除御史台都事。行台御史上封事，言上春秋高，宜禅位皇太子。太子闻之惧，中台秘其章不发。答即古阿散等知之，请收内外百司吏案，大索天下埋没钱粮，而实欲发其事，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。文拘留秘章不与，答即古闻于帝，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。文曰：“事急矣！”即白御史大夫曰：“是欲上危太子，下陷大臣，流毒天下之民，其谋至奸也。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，赃罪狼籍，宜先发以夺其谋。”大夫遂与丞相相议，即入言状，帝震怒曰：“汝等无罪耶？”丞相进曰：“臣等无所逃罪，但此辈名载刑书，此举动摇人心，宜选重臣为之长，庶靖纷扰。”帝怒稍解，可其奏。既而答即古受人金，与其党竟坐奸赃论死，其机实自文发之。升大司农丞，转少卿，迁吏部侍郎，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。三十一年，召为刑部尚书。元贞初，拜中台侍御史。时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，制遣文往诘之。左验明著，犹力争不服，文以上闻，平章乃言御史违制取会防镇军数。成宗命省台大臣杂议，咸曰：“平章勋臣之后，所犯者轻，事宜宥；御史取会军数，法当死。”文抗言：“平章罪状明白，不受簿责，无人臣礼，其罪非轻。御史纠事之官，因兵卒争诉，责其帅如籍均役，情无害法，即有罪亦轻。”廷辩数四，与省台入奏，帝意始悟，平章、御史各杖遣之。其守正不阿类如此。

　　元贞二年，建言：“治平之世，不宜数赦；不急之役，宜且停罢。”咸为成宗所嘉纳，授河北河南肃政廉访使。大德元年，河决蒲口，台檄令文按视防河之策。文建言：

　　长河万里西来，其势湍猛，至盟津而下，地平土疏，移徙不常，失禹故道，为中国患，不知几千百年矣。自古治河，处得其当，则用力少而患迟；事失其宜，则用力多而患速。此不易之定论也。今陈留抵睢，东西百有余里，南岸旧河口十一，已塞者二，自涸者六，通川者三，岸高于水，计六七尺，或四五尺；北岸故堤，其水比田高三四尺，或高下等，大概南高于北，约八九尺，堤安得不坏，水安得不北也！蒲口今决千有余步，迅疾东行，得河旧渎，行二百里，至归德横堤之下，复合正流。或强湮遏，上决下溃，功不可成。揆今之计，河北郡县，顺水之性，远筑长垣，以御泛滥；归德、徐、邳，民避冲溃，听从安便。被患之家，宜于河南退滩地内，给付顷亩，以为永业；异时河决他所者，亦如之。信能行此，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。蒲口不塞便。

　　朝廷从之。会河朔郡县、山东宪部争言：“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，塞之便。”帝复从之。明年，蒲口复决。塞河之役，无岁无之。是后水北入复河故道，竟如文言。

　　三年，调山东宪使，历行省参知政事、行御史台中丞。七年，召拜资善大夫、中书左丞。浙西饥，发廪不足，募民入粟补官以赈之。山东岁凶，盗贼窃发，出钞八百五十余万贯以弭之。选十道使者，奏请巡行天下，问民疾苦。又奏斥罢南方白云宗，与民均事赋役。西域贾人有奉珍宝进售者，其价六十万锭，省臣平章顾谓文曰：“此所谓押忽大珠也，六十万酬之不为过矣。”一坐传玩，文问何所用之，平章曰：“含之可不渴，熨面可使目有光。”文曰：“一人含之，千万人不渴，则诚宝也；若一宝止济一人，则用已微矣。吾之所谓宝者，米粟是也，一日不食则饥，三日则疾，七日则死；有则百姓安，无则天下乱。以功用较之，岂不愈于彼乎！”平章固请观之，文竟不为动。年六十九，因疾告老而归。十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、中书右丞、商议中书省事，召不起。武宗、仁宗之世，屡延致，访以国事，赐燕及金帛有加，进阶自光禄大夫转银青荣禄大夫，仍中书左丞，丐还田里。延祐六年，拜太子詹事，使三往，乃起。仁宗命尽言以教太子，待以殊礼。泰定三年，以中书平章政事致仕。明年，卒于家，年九十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