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书

　　若夫法紫微以居中，拟明堂而布政，依分野而命国，体众星而效官，动必顺时 ，教不违物，故能成变化之道，合阴阳之妙。爰在庖牺，仰观俯察，谓以天之七曜、二十八星，周于穹圆之度，以丽十二位也。在天成象，示见吉凶。五纬入房，启姬王之肇迹，长星孛斗，鉴宋人之首乱，天意人事，同乎影响。自夷王下堂而见诸侯，赧王登台而避责，《记》曰：“天子微，诸侯僭。”于是师兵吞灭，僵仆原野。秦氏以战国之余，怙兹凶暴，小星交斗，长彗横天。汉高祖驱驾英雄，垦除灾害，五精从岁，七重晕毕，含枢曾缅，道不虚行。自西京创制，多历年载。世祖中兴，当涂驭物，金行水德，祗奉灵命，玄兆著明，天人不远。昔者荥河献箓，温洛呈图，六爻摛范，三光宛备，则星官之书，自黄帝始。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，北正黎司地，帝尧乃命羲、和，钦若昊天。夏有昆吾，殷有巫咸，周之史佚，宋之子韦，鲁之梓慎，郑之裨灶，魏有石氏，齐有甘公，皆能言天文、察微变者也。汉之传天数者，则有唐都、李寻之伦。光武时，则有苏伯况、郎雅光，并能参伍天文，发扬善道，补益当时，监垂来世。而河、洛图纬，虽有星占星官之名，未能尽列。

　　后汉张衡为太史令，铸浑天仪，总序经星，谓之《灵宪》。其大略曰：“星也者，体生于地，精发于天。紫宫为帝皇之居，太微为五帝之坐，在野象物，在朝象官。居其中央，谓之北斗，动系于占，实司王命。四布于方，为二十八星，日月运行，历示休咎。五纬经次，用彰祸福，则上天之心，于是见矣。中外之官，常明者百有二十，可名者三百二十，为星二千五百；微星之数万一千五百二十，庶物蠢动，咸得系命。”而衡所铸之图，遇乱堙灭，星官名数，今亦不存。三国时，吴太史令陈卓，始列甘氏、石氏、巫咸三家星官，著于图录。并注占赞，总有二百五十四官，一千二百八十三星，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，总二百八十三官，一千五百六十五星。宋元嘉中，太史令钱乐之所铸浑天铜仪，以硃黑白三色，用殊三家，而合陈卓之数。高祖平陈，得善天官者周坟，并得宋氏浑仪之器。乃命庾季才等，参校周、齐、梁、陈及祖恆、孙僧化官私旧图，刊其大小，正彼疏密，依准三家星位，以为盖图。旁摛始分，甄表常度，并具赤黄二道，内外两规。悬象著明，缠离攸次，星之隐显，天汉昭回，宛若穹苍，将为正范。以坟为太史令。坟博考经书，勤于教习，自此太史观生，始能识天官。炀帝又遣宫人四十人，就太史局，别诏袁充，教以星气，业成者进内，以参占验云。史臣于观台访浑仪，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，以铁为之，其规有六。其外四规常定，一象地形，二象赤道，其余象二极。其内二规，可以运转，用合八尺之管，以窥星度。周武帝平齐所得。隋开皇三年，新都初成，以置诸观台之上。大唐因而用焉。马迁《天官书》及班氏所载，妖星晕珥，云气虹霓，存其大纲，未能备举。自后史官，更无纪录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公既视朔，遂登观台，凡分至启闭，必书云物。”神道司存，安可诬也！今略举其形名占验，次之经星之末云。

　　古之言天者有三家，一曰盖天，二曰宣夜，三曰浑天。

　　盖天之说，即《周髀》是也。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，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，周人志之，故曰《周髀》。髀，股也；股者，表也。其言天似盖笠，地法覆槃，天地各中高外下。北极之下，为天地之中，其地最高，而滂沲四蕆，三光隐映，以为昼夜。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。天地隆高相从，日去地恆八万里。日丽天而平转，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。每衡周径里数，各依算术，用句股重差，推晷影极游，以为远近之数，皆得于表股也，故曰《周髀》。

　　又《周髀》家云：“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局。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，日月右行，天左转，故日月实东行，而天牵之以西没。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，磨左旋而蚁右去，磨疾而蚁迟，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。天形南高而北下，日出高故见，日入下故不见。天之居如倚盖，故极在人北，是其证也。极在天之中，而今在人北，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也。日朝出阴中，暮入阴中，阴气暗冥，故从没不见也。夏时阳气多，阴气少，阳气光明，与日同晖，故日出即见，无蔽之者，故夏日长也。冬时阴气多，阳气少，阴气暗冥，掩日之光，虽出犹隐不见，故冬日短也。”

　　汉末，扬子云难盖天八事，以通浑天。其一云：“日之东行，循黄道。昼夜中规，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，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，并百八十度。周三径一，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，今三百六十度，何也？”其二曰：“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，入在酉，而昼漏五十刻。即天盖转，夜当倍昼。今夜亦五十刻，何也？”其三曰：“日入而星见，日出而不见，即斗下见日六月，不见日六月。北斗亦当见六月，不见六月。今夜常见，何也？”其四曰：“以盖图视天河，起斗而东入狼弧间，曲如轮。今视天河直如绳，何也？”其五曰：“周天二十八宿，以盖图视天，星见者当少，不见者当多。今见与不见等，何出入无冬夏，而两宿十四星当见，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，何也？”其六曰：“天至高也，地至卑也。日托天而旋，可谓至高矣。纵人目可夺，水与影不可夺也。今从高山上，以水望日，日出水下，影上行，何也？”其七曰：“视物近则大，远则小。今日与北斗，近我而小，远我而大，何也？”其八曰：“视盖与车辐间，近杠毂即密，益远益疏。今北极为天杠毂，二十八宿为天辐。以星度度天，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。今交密，何也？”　其后桓谭、郑玄、蔡邕、陆绩，各陈《周髀》考验天状，多有所违。逮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，另拟天体，全同《周髀》之文，盖立新意，以排浑天之论而已。

　　宣夜之书，绝无师法。唯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：“天了无质，仰而瞻之，高远无极，眼瞀精绝，故苍苍然也。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，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，夫青非真色，而黑非有体也。日月众星，自然浮生虚空之中，其行其止，皆须气焉。是以七曜或逝或住，或顺或逆，伏见无常，进退不同，由乎无所根系，故各异也。故辰极常居其所，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。”

　　晋成帝咸康中，会稽虞喜因宣夜之说，作《安天论》，以为“天高穷于无穷，地深测于不测。天确乎在上，有常安之形，地魄焉在下，有居静之体，当相覆冒，方则俱方，圆则俱圆，无方圆不同之义也。其光曜布列，各自运行，犹江海之有潮汐，万品之有行藏也。”葛洪闻而讥之曰：“苟辰宿不丽于天，天为无用，便可言无。何必夏云有之而不动乎？”由此而谈，葛洪可谓知言之选也。喜族祖河间相耸，又立《穹天论》云：“天形穹隆如鸡子幕，其际周接四海之表，浮乎元气之上。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，气充其中故也。日绕辰极，没西还东，而不出入地中。天之有极，犹盖之有斗也。天北下于地三十度，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。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，故斗极之下，不为地中，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。日行黄道绕极。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，南去黄道六十七度，二至之所舍，以为长短也。”吴太常姚信，造《昕天论》云：“人为灵虫，形最似天。今人颐前侈临胸，而项不能覆背。近取诸身，故知天之体，南低入地，北则偏高也。又冬至极低，而天运近南，故日去人远，而斗去人近，北天气至，故水寒也。夏至极起，而天运近北，而斗去人远，日去人近，南天气至，故蒸热也。极之高时，日行地中浅，故夜短；天去地高，故昼长也。极之低时，日行地中深，故夜长；天去地下，故昼短也。”自虞喜、虞耸、姚信，皆好奇徇异之说，非极数谈天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