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野记

　　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，铁路国有之旨下，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，督办川汉、粤汉铁路事。先是，己酉之秋，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，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，于隆裕后行礼时，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，后大怒，以大不敬罪端，革职，抵任甫百日也。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，遂起用，岂料祸机即伏于此哉。端既受命，于六月九日抵武昌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，勘路召匠，期于九月朔兴工。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，归商集资承办，恳川督赵尔丰代奏，收回成命，不报。再三请，则以格杀勿论恫吓之。于是川之士民焚香环跪督署者数千人，大书德宗皇帝神位，顶于首而泣求焉。尔丰大怒，命卫队铳击之，死者枕藉，而川乱成矣。事闻于朝，电旨命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。七月下旬，端发武昌，率三十一、三十二两标兵以行。至宜昌，按兵候消息。端之意盖不欲临之以兵也。无何，朝旨严迫，不得已进至重庆。至重阳日，闻武昌事起，民军已据武汉二城，荫昌率京军南下，亦败退。端大恐，亟率师进至资州驻焉。朝命革赵尔丰职，以端代之。端知事无可为，欲入都面陈机宜，兵大哗。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，一为邓某，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，于端皆有师生谊。又有营官董海澜者，四川人，亦鄂之学生。当端之发武昌也，总督瑞澂力荐于端，谓可大用，端遂命董为营官，隶曾广大部下。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。至十月朔，端行有日矣，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，并为众军办归装，众怒稍息。至初五日，端束装待发，众以银未至阻其行，并要挟书券，端与之。至初七日黎明，银犹未至，众谓诳我，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，驱端至侧屋云：“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。”兵入室，遍搜行箧，无所得，即欲杀端，曾广大乃宣言曰：“端某非诳人者，彼欲行即听其行，何必杀，如赞成者举手。”乃举者仅少数。曾又再三劝，兵皆汹汹，谓曾有异志，当先杀之，曾乃不敢言，大哭出。谓端曰：“曾某不能保护，罪万死，然迫于众，实无可解免矣。”其时兵皆举铳待发，曾亟止之曰：“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，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，何为玉石不分耶！”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，乱刃交下。其弟端锦大骂，迫之跪，不屈，亦乱刃而死，皆断其首。曾广大备棺敛之，欲并敛其元，众曰：“是将函至武昌者，不得敛也。”乃即日东下归鄂矣。僚友仆从皆只身分道遁。初八日，成都借银至，已无及矣，遂为红十字会所得。先是，端之议行期也，尚未得成都独立信。至初五日，资州牧以省电告，遂决意还京，资州众绅环而请曰：“公毋行。公若反正，则成都唾手可得，即众亦必以都督举公，且公之兵所以哗嚣者，以公不反正也。若一变计，则皆为心腹矣。”端不可。众绅又请曰：“公如虑成都不能容，则即于资州树白帜，某等可函致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，公幸勿疑。”端叹曰：“我果如此，何以对慈禧太后、德宗皇帝于地下哉！我计决矣，君等毋为我虑也。”皆太息而散。端自入资州后，无日不作还京计，使早日行，亦可无事，乃一因借银未至，二因有投诚土寇周姓约初四日率众来降，遂待之。不料初五日一闻川省独立之信，而祸不旋踵矣。端之至重庆也，凡南北公私函电，及从官信牍，皆为军士所遏不得达，是以沿江各省响应反正之举，一无所闻，盖至死仅知武汉之事而已。死事闻，赠恤如例，特谥忠敏。此殆清廷最后之予谥矣。其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望日间关至上海，为予言如此。又闻某君云，端方阴谋不测，革党深忌之。当其督鄂督江时，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，不知凡几，屡欲起事，均为所败。使其久督畿辅，则革命事业，不得成矣。清有长城如此，而顾以微瑕黜之，此清之所以亡哉。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，好嬉笑谐谑，而中无城府，待故旧甚厚。好藏古物，生平宦橐皆耗于此。及罢官闲居，犹坐客常满，尊酒不空，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。非某君言，不过以毕镇洋、阮仪征视之耳。嗟乎！瑞澂辈误国殃民，罪魁祸首，竟逃显戮。独端方不保首领，岂天之欲成其名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