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野记

　　当光绪初元，予以应试进京，但闻人言李文忠，无不痛詈之者，无论上下社会之人，众口一词，窃以为怪。按：文忠得谤之由，自苏绅起。当苏州克复之日，大兵进城，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，上刊颂语，款列众绅，如翁、潘、彭、汪等名，皆一时朝贵。合肥遣兵数百守之，不使拆。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，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。合肥不知，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，将穷治之，后察知其实，遂听其拆毁。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。所不恨者，潘文勤耳，文忠口无择言，亦不能为之讳。光绪改元，恩科顺天乡试，适文忠因事入觐，公事毕，已请训辞行矣，因榜期在迩，遂勾留数日以候之。届期，文忠于贤良寺设筵，邀同乡显贵数人，秉烛宵以候报，至天明无一来者。遣人至顺天府阅榜，安徽竟无一人。文忠颇怏怏，即大言曰：“咸丰戊午，北闱不中吾皖一人，闹出柏中堂大案，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。”即登舆出城而去。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，岂能不恨乎？穆宗奉安之年，文忠照例办皇差。内廷派出大臣有灵桂者，亦大学士也。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，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，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。至尖站处，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，文忠舆夫曰：“此我们中堂停舆地，尔何人敢停此！”灵之人曰：“我家亦中堂，且满中堂，位在尔中堂上。”李之人不服，大骂曰：“非我中堂，尔中堂尚有今日耶！”遂交哄。文忠闻之，命巡捕官传语止斗，且曰：“让让他，让让他，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，不是顽的。”此言也，非指灵桂，乃暗指诸御史也。然灵桂闻之，岂有不恨之理。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，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，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，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赀，不然，危矣。予出入京师三十年，逮归自泰西后，始渐闻京师人有信仰文忠者，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。可笑者，甲午之年，予于冬初到京，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，竟有专折奏参，谓马遁至东洋，改名某某一郎，为东洋作间谍。盖以马星联之事，而归之马眉叔者。星联，字梅孙，浙江举人。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，而遁至东洋。建忠，号眉叔，江苏人，候选道，其时为招商局总办。言者竟合梅孙、眉叔为一人，可笑孰甚。予逢人为眉叔表白，人尚未信。予曰：“眉叔现在上海，一电即来，何妨试之。”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，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。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，始知眉叔之为人，然犹不深信也。至谓文忠为大汉奸，眉叔为小汉奸，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，无一理由，真同狂吠，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，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，交誉之。及获罪遣戍，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，具糇粮，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，备日用，皆不费安一文，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。闭塞之世，是非不明，无怪其然。故有与文忠相善者，不曰汉奸，即曰吃教，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。若执《孟子》“皆曰可杀”一语，则文忠死久矣。所以然者，文忠得风气之先，其通达外情，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，不意三十年来，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。而一班科第世家，犹以“尊王室攘夷狄”套语，诩诩自鸣得意，绝不思取人之长，救己之短。而通晓洋务者，又多无赖市井，挟洋人以傲世，愈使士林齿冷，如水火之不相入矣。光绪己卯，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。光稷甫先生问予曰：“尔赴考否？”予曰：“未定。”光曰：“尔如赴考，便非我辈，将与尔绝交。”一时风气如此。予之随使泰西也，往辞祁文恪师世长，文恪叹曰：“你好好一世家子，何为亦入洋务，甚不可解。”及随星使出都，沿途州县迎送者曰：“此算甚么钦差，直是一群汉奸耳。”处处如此，人人如此，当时颇为气短也。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，求随员十余人，竟无有应者。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，荐条多至千余哉！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，同年公饯于广和居，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，竟向之垂泪，皆以今日此宴，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，其愚如此。及曾惠敏返国，又遣派十二游历官，遍游泰西，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，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。谁之咎欤！时文害之，科名害之也。因述李文忠致谤之由，遂拉杂书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