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五代史

　　张居翰，字德卿，故唐掖廷令张从玫之养子。昭宗时，为范阳军监军，与节度使刘仁恭相善。天复中，大诛宦者，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。其后，梁兵攻仁恭，仁恭遣居翰从晋王攻梁潞州以牵其兵，晋遂取潞州，以居翰为昭义监军。庄宗即位，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。庄宗灭梁而骄，宦官因以用事，郭崇韬又专任政，居翰默默，苟免而已。魏王破蜀，王衍朝京师，行至秦川，而明宗军变于魏。庄宗东征，虑衍有变，遣人驰诏魏王杀之。诏书已印画，而居翰发视之，诏书言“诛衍一行”，居翰以谓杀降不祥，乃以诏傅柱，揩去“行”字，改为一“家”。时蜀降人与衍俱东者千馀人，皆获免。庄宗遇弑，居翰见明宗于至德宫，求归田里。天成三年，卒于长安，年七十一。

　　五代文章陋矣，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，传记小说多失其传，故其事迹，终始不完，而杂以讹缪。至于英豪奋起，战争胜败，国家兴废之际，岂无谋臣之略，辩士之谈？而文字不足以发之，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。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，至今故老犹能道之。其论议可谓杰然欤！殆非宦者之言也。

　　自古宦者乱人之国，其源深于女祸。女，色而已；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。盖其用事也近而习，其为心也专而忍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亲之。待其已信，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。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，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，不若起居饮食、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。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，则忠臣硕士日益疏，而人主之势日益孤。势孤，则惧祸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祸患伏于帷闼，则向之所谓可恃者，乃所以为患也。患已深而觉之，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，缓之则养祸而益深，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，虽有圣智不能与谋，谋之而不可为，为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，则俱伤而两败。故其大者亡国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，至抉其种类，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。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夫为人主者，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，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则祸斯及矣，使其一悟，捽而去之可也。宦者之为祸，虽欲悔悟，而势有不得而去也，唐昭宗之事是已。故曰深于女祸者，谓此也。可不戒哉！昭宗信狎宦者，由是有东宫之幽。既出而与崔胤图之，胤为宰相，顾力不足为，乃召兵于梁。梁兵且至，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。梁兵围之三年，昭宗既出，而唐亡矣。

　　初，昭宗之出也，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馀人，其在外者，悉诏天下捕杀之，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。是时，方镇僭拟，悉以宦官给事，而吴越最多。及庄宗立，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，得数百人，宦者遂复用事，以至于亡。此何异求已覆之车，躬驾而履其辙也？可为悲夫！

　　庄宗未灭梁时，承业已死。其后居翰虽为枢密使，而不用事。有宣徽使马绍宏者，尝赐姓李，颇见信用。然诬杀大臣，黩货赂，专威福，以取怨于天下者，左右狎暱，黄门内养之徒也。是时，明宗自镇州入觐，奉朝请于京师。庄宗颇疑其有异志，阴遣绍宏伺其动静，绍宏反以情告明宗。明宗自魏而反，天下皆知祸起于魏，孰知其启明宗之二心者，自绍宏始也！郭崇韬已破蜀，庄宗信宦者言而疑之。然崇韬之死，庄宗不知，皆宦者为之也。当此之时，举唐之精兵皆在蜀，使崇韬不死，明宗入洛，岂无西顾之患？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？及明宗入立，又诏天下悉捕宦者而杀之。宦者亡窜山谷，多削发为浮图。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馀人，悉捕而杀之都亭驿，流血盈庭。

　　明宗晚而多病，王淑妃专内以干政，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。秦王入视明宗疾已革，既出而闻哭声，以谓帝崩矣，乃谋以兵入宫者，惧不得立也。大臣硃弘昭等方图其事，议未决，汉琼遽入见明宗，言秦王反，即以兵诛之，陷秦王大恶，而明宗以此饮恨而终。后愍帝奔于卫州，汉琼西迎废帝于路，废帝恶而杀之。

　　呜呼！人情处安乐，自非圣哲，不能久而无骄怠。宦、女之祸非一日，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。明宗非佚君，而犹若此者，盖其在位差久也。其馀多武人崛起，及其嗣续，世数短而年不永，故宦者莫暇施为。其为大害者，略可见矣。独承业之论，伟然可爱，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。君子之于人也，苟有善焉，无所不取，吾于斯二人者，有所取焉。取其善而戒其恶，所谓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”也。故并述其祸败之所以然者著于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