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五代史

　　王朴，字文伯，东平人也。少举进士，为校书郎，依汉枢密使杨邠。邠与王章、史弘肇等有隙，朴见汉兴日浅，隐帝年少孱弱，任用小人，而邠为大臣，与将相交恶，知其必乱，乃去邠东归。后李业等教隐帝诛权臣，邠与章、弘肇皆见杀，三家之客多及，而朴以故独免。

　　周世宗镇澶州，朴为节度掌书记。世宗为开封尹，拜朴右拾遗，为推官。世宗即位，迁比部郎中，献《平边策》，曰：

　　唐失道而失吴、蜀，晋失道而失幽、并。观所以失之之由，知所以平之之术。当失之时，君暗政乱，兵骄民困，近者奸于内，远者叛于外，小不制而至于僭，大不制而至于滥，天下离心，人不用命，吴、蜀乘其乱而窃其号，幽、并乘其间而据其地。平之之术，在乎反唐、晋之失而已。必先进贤退不肖，以清其时；用能去不能，以审其材；恩信号令，以结其心；赏功罚罪，以尽其力；恭俭节用，以丰其财；徭役以时，以阜其民。俟其仓廪实、器用备、人可用而举之。彼方之民，知我政化大行，上下同心，力强财足，人安将和，有必取之势，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，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。彼民与此民之心同，是与天意同；与天意同，则无不成之功。

　　攻取之道，从易者始。当今惟吴易图，东至海，南至江，可挠之地二千里。从少备处先挠之，备东则挠西，备西则挠东，彼必奔走以救其弊，奔走之间，可以知彼之虚实、众之强弱，攻虚击弱，则所向无前矣。勿大举，但以轻兵挠之。彼人怯弱，知我师入其地，必大发以来应，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，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。彼竭我利，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。既得江北，则用彼之民，扬我之兵，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。如此，则用力少而收功多。得吴，则桂、广皆为内臣，岷、蜀可飞书而召之。如不至，则四面并进，席卷而蜀平矣。吴、蜀平，幽可望风而至。唯并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诱，必须以强兵攻，力已竭，气已丧，不足以为边患，可为后图。方今兵力精练，器用具备，群下知法，诸将用命，一稔之后，可以平边。

　　臣书生也，不足以讲大事，至于不达大体，不合机变，惟陛下宽之。

　　迁左谏议大夫，知开封府事。岁中，迁左散骑常侍，充端明殿学士。是时，世宗新即位，锐意征伐，已挠群议，亲败刘旻于高平，归而益治兵，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。数顾大臣问治道，选文学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，使作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》及《平边策》，朴在选中。而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，以谓平定僭乱，在修文德以为先。惟翰林学士陶谷窦仪、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，朴谓江淮为可先取。世宗雅已知朴，及见其议论伟然，益以为奇，引与计议天下事，无不合，遂决意用之。显德三年，征淮，以仆为东京副留守。还，拜户部侍郎、枢密副使，迁枢密使。四年，再征淮，以朴留守京师。

　　世宗之时，外事征伐，而内修法度。朴为人明敏多材智，非独当世之务，至于阴阳律历之法，莫不通焉。显德二年，诏朴校定大历，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，设通、经、统三法，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，步日月五星，为《钦天历》。六年，又诏朴考正雅乐，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，难得其真，乃依京房为律准，以九尺之弦十三，依管长短寸分设柱，用七声为均，乐成而和。

　　朴性刚果，又见信于世宗，凡其所为，当时无敢难者，然人亦莫能加也。世宗征淮，朴留京师，广新城，通道路，庄伟宏阔，今京师之制，多其所规为。其所作乐，至今用之不可变。其陈用兵之略，非特一时之策。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：“淮南可最先取，并必死之寇，最后亡。”其后宋兴，平定四方，惟并独后服，皆如朴言。

　　六年春，世宗遣朴行视汴口，作斗门，还，过故相李穀第，疾作，仆于坐上，舁归而卒，年五十四。世宗临其丧，以玉钺叩地，大恸者数四。赠侍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