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唐书

　　王珪，字叔玠，太原祁人也。在魏为乌丸氏，曾祖神念，自魏奔梁，复姓王氏。祖僧辩，梁太尉、尚书令。父顗，北齐乐陵太守。珪幼孤，性雅澹，少嗜欲，志量沉深，能安于贫贱，体道履正，交不苟合。季叔颇，当时通儒，有人伦之鉴，尝谓所亲曰：“门户所寄，唯在此兒耳。”开皇末，为奉礼郎。及颇坐汉王谅反事被诛，珪当从坐，遂亡命于南山，积十余岁。高祖入关，丞相府司录李纲荐珪贞谅有器识，引为世子府谘议参军。及东宫建，除太子中舍人；寻转中允，甚为太子所礼。后以连其阴谋事，流于巂州。建成诛后，太宗素知其才，召拜谏议大夫。贞观元年，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正主御邪臣，不能致理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能致理，唯君臣相遇，有同鱼水，则海内可安也。昔汉高祖，田舍翁耳。提三尺剑定天下，既而规模弘远，庆流子孙者，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。朕虽不明，幸诸公数相匡救，冀凭嘉谋，致天下于太平耳。”珪对曰：“臣闻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故古者圣主，必有诤臣七人，言而不用，则相继以死。陛下开圣虑，纳刍荛，臣处不讳之朝，实愿罄其狂瞽。”太宗称善，敕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，必遣谏官随之。珪每推诚纳忠，多所献替，太宗顾待益厚，赐爵永宁县男，迁黄门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二年，代高士廉为侍中。太宗尝闲居，与珪宴语，时有美人侍侧，本庐江王瑗之姬，瑗败籍没入宫，太宗指示之曰：“庐江不道，贼杀其夫而纳其室。暴虐之甚，何有不亡者乎！”珪避席曰：“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，为非耶？”太宗曰：“杀人而取其妻，卿乃问朕是非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于管子曰：‘齐桓公之郭，问其父老曰：‘郭何故亡？’父老曰：‘以其善善而恶恶也。’桓公曰：‘若子之言，乃贤君也，何至于亡？’父老曰：‘不然，郭君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，所以亡也。’今此妇人尚在左右，窃以圣心为是之，陛下若以为非，此谓知恶而不去也。”太宗虽不出此美人，而甚重其言。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，为太宗所让。珪及温彦博谏曰：“孝孙妙解音律，非不用心，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，以惑陛下视听。且孝孙雅士，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，臣恐天下怪愕。”太宗怒曰：“卿皆我之腹心，当进忠献直，何乃附下罔上，反为孝孙言也！”彦博拜谢，珪独不拜。曰：“臣本事前宫，罪已当死。陛下矜恕性命，不以不肖，置之枢近，责以忠直。今臣所言，岂是为私？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诮臣，是陛下负臣，臣不负陛下。”帝默然而罢。翌日，帝谓房玄龄曰：“自古帝王，能纳谏者固难矣。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、叔齐，宣王贤主，杜伯犹以无罪见杀，吾夙夜庶几前圣，恨不能仰及古人。昨责彦博、王珪，朕甚悔之。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。”

　　时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与珪同知国政。后尝侍宴，太宗谓珪曰：“卿识鉴清通，尤善谈论，自房玄龄等，咸宜品藻，又可自量，孰与诸子贤？”对曰：“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；才兼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；敷奏详明，出纳惟允，臣不如温彦博；处繁理剧，众务必举，臣不如戴胄；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于尧、舜，臣不如魏徵。至如激浊扬清，嫉恶好善，臣于数子，亦有一日之长。”太宗深然其言，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，谓之确论。后进爵为郡公。七年，坐漏泄禁中语，左迁同州刺史。明年，召拜礼部尚书。十一年，与诸儒正定《五礼》，书成，赐帛三百段，封一子为县男。是岁，兼魏王师。既而上问黄门侍郎韦挺曰：“王珪为魏王泰师，与其相见，若为礼节？”挺对曰：“见师之礼，拜答如礼。”王问珪以忠孝，珪答曰：“陛下，王之君也，事君思尽忠；陛下，王之父也，事父思尽孝。忠孝之道，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，当年可以享天祐，余芳可以垂后叶。”王曰：“忠孝之道，已闻教矣，愿闻所习。”珪答曰：“汉东平王苍云：‘为善最乐。’”上谓侍臣曰：“古来帝子，生于宫闼，及其成人，无不骄逸，是以倾覆相踵，少能自济。我今严教子弟，欲令皆得安全。王珪我久驱使，是所谙悉，以其意存忠孝，选为子师。尔宜语泰：‘汝之待珪，如事我也，可以无过。’”泰每为之先拜，珪亦以师道自居，物议善之。时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。礼有妇见舅姑之仪，自近代公主出降，此礼皆废。珪曰：“今主上钦明，动循法制。吾受公主谒见，岂为身荣，所以成国家之美耳。”遂与其妻就席而坐，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，礼成而退。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，皆备妇礼，自珪始也。珪少时贫寒，人或遗之，初不辞谢；及贵，皆厚报之，虽其人已亡，必赈赡其妻子。事寡嫂尽礼，抚孤侄恩义极隆，宗姻困匮者，亦多所周恤。珪通贵渐久，而不营私庙，四时蒸尝，犹祭于寝。坐为法司所劾，太宗优容，弗之谴也，因为立庙，以愧其心。珪既俭不中礼，时论以是少之。十三年，遇疾，敕公主就第省视，又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。寻卒，年六十九。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，悼惜久之。诏魏王泰率百官亲往临哭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懿。

　　长子崇基，袭爵，官至主爵郎中。少子敬直，以尚主拜附马都尉，坐与太子承乾交结，徙于岭外。崇基孙旭，开元初，为左司郎中，兼侍御史。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配流岭南，逃归匿于东都，为雠家所发。玄宗令旭究其狱，旭欲擅其威权，因捕系崇道亲党数十人，皆极其楚毒，然后结成其罪，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，亲友皆决杖流贬。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，四海冤之。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，递相纠讦，杰竟坐左迁衢州刺史。旭既得志，擅行威福，由是朝廷畏而鄙之。俄以赃罪黜为龙川尉，愤恚而死，甚为时之所快。

　　戴胄，字玄胤，相州安阳人也。性贞正，有干局。明习律令，尤晓文簿。隋大业末，为门下录事，纳言苏威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。越王侗以为给事郎。王世充将篡侗位，胄言于世充曰：“君臣之分，情均父子，理须同其休戚，勖以终始。明公以文武之才，当社稷之寄，与存与亡，在于今日。所愿推诚王室，拟迹伊、周，使国有泰山之安，家传代禄之盛，则率土之滨，莫不幸甚。”世充诡辞称善，劳而遣之。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，胄又抗言切谏。世充不纳，由是出为郑州长史，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。太宗克武牢而得之，引为秦府士曹参军。及即位，除兵部郎中，封武昌县男。

　　贞观元年，迁大理少卿。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。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，罪当死；无忌误带入，罚铜二十斤。上从之。胄驳曰：“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，同为误耳。臣子之于尊极，不得称误，准律云：‘供御汤药、饮食、舟船，误不知者，皆死。’陛下若录其功，非宪司所决；若当据法，罚铜未为得衷。”太宗曰：“法者，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也。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，便欲阿之？”更令定议。德彝执议如初，太宗将从其议，胄又曰：“校尉缘无忌以致罪，于法当轻。若论其误，则为情一也，而生死顿殊，敢以固请。”上嘉之，竟免校尉之死。于时朝廷盛开选举，或有诈伪资廕者，帝令其自首，不首者罪至于死。俄有诈伪者事泄，胄据法断流以奏之。帝曰：“朕下敕不首者死，今断从流，是示天下以不信。卿欲卖狱乎？”胄曰：“陛下当即杀之，非臣所及。既付所司，臣不敢亏法。”帝曰：“卿自守法，而令我失信邪？”胄曰：“法者，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；言者，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，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顺忿违信，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帝曰：“法有所失，公能正之，朕何忧也！”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。所论刑狱，皆事无冤滥，随方指扌适，言如泉涌。其年，转尚书右丞，寻迁左丞。先是，每岁水旱，皆以正仓出给，无仓之处，就食他州，百姓多致饥乏。二年，胄上言：“水旱凶灾，前圣之所不免。国无九年储蓄，礼经之所明诫。今丧乱已后，户口凋残，每岁纳租，未实仓禀。随即出给，才供当年，若有凶灾，将何赈恤？故隋开皇立制，天下之人，节级输粟，名为社仓，终文皇代，得无饥馑。及大业中年，国用不足，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，故至末途，无以支给。自王公已下，爰及众庶，计所垦田稼穑顷亩，每至秋熟，准其苗以理劝课，尽令出粟。稻麦之乡，亦同此税，各纳所在，立为义仓。”太宗从其议。以其家贫，赍钱十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