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唐书

　　刘仁轨，汴州尉氏人也。少恭谨好学，遇隋末丧乱，不遑专习，每行坐所在，辄书空地，由是博涉文史。武德初，河南道大使、管国公任瑰将上表论事，仁轨见其起草，因为改定数字。瑰甚异之，遂赤牒补息州参军。稍除陈仓尉。部人有折冲都尉鲁宁者，恃其高班，豪纵无礼，历政莫能禁止。仁轨特加诫喻，期不可再犯，宁又暴横尤甚，竟杖杀之。州司以闻，太宗怒曰：“是何县尉，辄杀吾折冲！”遽追入，与语，奇其刚正，擢授栎阳丞。贞观十四年，太宗将幸同州校猎，属收获未毕，仁轨上表谏曰：“臣闻屋漏在上，知之者在下；愚夫之计，择之者圣人。是以周王询于刍荛，殷后谋于板筑，故得享国弥久，传祚无疆，功宣清庙，庆流后叶。伏惟陛下天性仁爱，躬亲节俭，朝夕克念，百姓为心，一物失所，纳隍轸虑。臣伏闻大驾欲幸同州教习，臣伏知四时搜狩，前王恆典，事有沿革，未必因循。今年甘雨应时，秋稼极盛，玄黄亘野，十分才收一二；尽力刈获，月半犹未讫功；贫家无力，禾下始拟种麦。直据寻常科唤，田家已有所妨。今既供承猎事，兼之修理桥道，纵大简略，动费一二万工，百姓收敛，实为狼狈。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恩，垂听一介之言，退近旬日，收刈总了，则人尽暇豫，家得康宁。舆轮徐动，公私交泰。”太宗特降玺书劳曰：“卿职任虽卑，竭诚奉国，所陈之事，朕甚嘉之。”寻拜新安令，累迁给事中。

　　显庆四年，出为青州刺史。五年，高宗征辽，令仁轨监统水军，以后期坐免，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。时苏定方既平百济，留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镇守，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，安抚其余众。文度济海病卒。百济为僧道琛、旧将福信率众复叛，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，引兵围仁愿于府城。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，代文度统众，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。转斗而前，仁轨军容整肃，所向皆下。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，退保任存城。寻而福信杀道琛，并其兵马，招诱亡叛，其势益张。仁轨乃与仁愿合军休息。时苏定方奉诏伐高丽，进围平壤，不克而还。高宗敕书与仁轨曰：“平壤军回，一城不可独固，宜拔就新罗，共其屯守。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，宜且停彼；若其不须，即宜泛海还也。”将士咸欲西归，仁轨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便国家、专之可也。况在沧海之外，密迩豺狼者哉！且人臣进思尽忠，有死无贰，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。主上欲吞灭高丽，先诛百济，留兵镇守，制其心腹。虽妖孽充斥，而备预甚严，宜砺戈秣马，击其不意。彼既无备，何攻不克？战而有胜，士卒自安。然后分兵据险，开张形势，飞表闻上，更请兵船。朝廷知其有成，必当出师命将，声援才接，凶逆自歼。非直不弃成功，实亦永清海外。今平壤之军既回，熊津又拔，则百济余烬，不日更兴，高丽逋薮，何时可灭？且今以一城之地，居贼中心，如其失脚，即为亡虏。拔入新罗，又是坐客，脱不如意，悔不可追。况福信凶暴，残虐过甚，余丰猜惑，外合内离，鸱张共处，势必相害。唯宜坚守观变，乘便取之，不可动也。”众从之。时扶余丰及福信等以真岘城临江高险，又当冲要，加兵守之。仁轨引新罗之兵，乘夜薄城。四面攀草而上，比明而入据其城，遂通新罗运粮之路。俄而余丰袭杀福信，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，以拒官军。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。仁师既与仁轨等相合，兵士大振。于是诸将会议，或曰：“加林城水陆之冲，请先击之。”仁轨曰：“加林险固，急攻则伤损战士，固守则用日持久，不如先攻周留城。周留，贼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恶务本，须拔其源。若克周留，则诸城自下。”于是仁师、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。仁轨乃别率杜爽、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，自熊津江往白江，会陆军同趣周留城。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，四战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，贼众大溃。余丰脱身而走，获其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，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，一时并降。百济诸城，皆复归顺。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。

　　先是，百济首领沙吒相如、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，鸠集亡散，各据险以应福信，至是率其众降。仁轨谕以恩信，令自领子弟以取任存城，又欲分兵助之。孙仁师曰：“相如等兽心难信，若授以甲仗，是资寇兵也。”仁轨曰：“吾观相如、常之皆忠勇有谋，感恩之士，从我则成，背我必灭，因机立效，在于兹日，不须疑也。”于是给其粮仗，分兵随之，遂拔任存城。迟受信弃其妻子走投高丽，于是百济之余烬悉平。孙仁师与刘仁愿振旅而还，诏留仁轨勒兵镇守。初，百济经福信之乱，合境凋残，僵尸相属。仁轨始令收敛骸骨，瘗埋吊祭之。修录户口，署置官长，开通途路，整理村落，建立桥梁，补葺堤堰，修复陂塘，劝课耕种，赈贷贫乏，存问孤老。颁宗庙忌讳，立皇家社稷。百济余众，各安其业。于是渐营屯田，积粮抚士，以经略高丽。仁愿既至京师，上谓曰：“卿在海东，前后奏请，皆合事宜，而雅有文理。卿本武将，何得然也？”对曰：“刘仁轨之词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上深叹赏之，因超加仁轨六阶，正授带方州刺史，并赐京城宅一区，厚赉其妻子，遣使降玺书劳勉之。仁轨又上表曰：

　　臣蒙陛下曲垂天奖，弃瑕录用，授之刺举，又加连率。材轻职重，忧责更深，常思报效，冀酬万一，智力浅短，淹滞无成。久在海外，每从征役，军旅之事，实有所闻。具状封奏，伏愿详察。臣看见在兵募，手脚沉重者多，勇健奋发者少，兼有老弱，衣服单寒，唯望西归，无心展效。臣问：“往在海西，见百姓人人投募，争欲征行，乃有不用官物，请自办衣粮，投名义征。何因今日募兵，如此伫弱？”皆报臣云：“今日官府，与往日不同，人心又别。贞观、永徽年中，东西征役，身死王事者，并蒙敕使吊祭，追赠官职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。从显庆五年以后，征役身死，更不借问。往前渡辽海者，即得一转勋官；从显庆五年以后，频经渡海，不被记录。州县发遣兵募，人身少壮、家有钱财、参逐官府者，东西藏避，并即得脱；无钱参逐者，虽是老弱，推背即来。显庆五年，破百济勋，及向平壤苦战勋，当时军将号令，并言与高官重赏，百方购募，无种不道。洎到西岸，唯闻枷锁推禁，夺赐破勋，州县追呼，求住不得，公私困弊，不可言尽。发海西之日，已有自害逃走，非独海外始逃。又为征役，蒙授勋级，将为荣宠，频年征役，唯取勋官，牵挽辛苦，与白丁无别。百姓不愿征行，特由于此。”陛下再兴兵马，平定百济，留兵镇守，经略高丽。百姓有如此议论，若为成就功业？臣闻琴瑟不调，改而更张，布政施化，随时取适。自非重赏明罚，何以成功？臣又问：“见在兵募，旧留镇五年，尚得支济；尔等始经一年，何因如此单露？”并报臣道：“发家来日，唯遣作一年装束，自从离家，已经二年。在朝阳甕津，又遣来去运粮，涉海遭风，多有漂失。”臣勘责见在兵募，衣裳单露，不堪度冬者，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，且得一冬充事。来年秋后，更无准拟。陛下若欲殄灭高丽，不可弃百济土地。余丰在北，余勇在南，百济、高丽，旧相党援，倭人虽远，亦相影响，若无兵马，还成一国。既须镇压，又置屯田，事藉兵士，同心同德。兵士既有此议，不可胶柱因循，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。除此之外，更相褒赏，明敕慰劳，以起兵募之心。若依今日以前布置，臣恐师老且疲，无所成就。臣又见晋代平吴，史籍具载。内有武帝、张华，外有羊祜、杜预，筹谋策画，经纬谘询。王浚之徒，折冲万里，楼船战舰，已到石头。贾充、王浑之辈，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。武帝报云：“平吴之计，出自朕意，张华同朕见耳，非其本心。”是非不同，乖乱如此。平吴之后，犹欲苦绳王浚，赖武帝拥护，始得保全。不逢武帝圣明，王浚不存首领。臣每读其书，未尝不抚心长叹。伏惟陛下既得百济，欲取高丽，须外内同心，上下齐奋，举无遗策，始可成功。百姓既有此议，更宜改调。臣恐是逆耳之事，无人为陛下尽言。自顾老病日侵，残生讵几？奄忽长逝，衔恨九泉，所以披露肝胆，昧死闻奏。

　　上深纳其言。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，与旧镇兵交代，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，遣以招辑其余众。扶余勇者，扶余隆之弟也，是时走在倭国，以为扶余丰之应，故仁轨表言之。于是仁轨浮海西还。初，仁轨将发带方州，谓人曰：“天将富贵此翁耳！”于州司请历日一卷，并七庙讳，人怪其故，答曰：“拟削平辽海，颁示国家正朔，使夷俗遵奉焉。”至是皆如其言。

　　麟德二年，封泰山，仁轨领新罗及百济、耽罗、倭四国酋长赴会，高宗甚悦，擢拜大司宪。乾封元年，迁右相，兼检校太子左中护，累前后战功，封乐城县男。三年，为熊津道安抚大使，兼浿江道总管，副司空李勣讨平高丽。总章二年，军回，以疾辞职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咸亨元年，复授陇州刺史。三年，征拜太子左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五年，为鸡林道大总管，东伐新罗。仁轨率兵径度瓠卢河，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。以功进爵为公，并子侄三人，并授上柱国。州党荣之，号其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。上元二年，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宾客，依旧监修国史。仪凤二年，以吐蕃入寇，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。仁轨每有奏请，多被中书令李敬玄抑之，由是与敬玄不协。仁轨知敬玄素非边将才，冀欲中伤之，上言西蕃镇守事非敬玄莫可。高宗遽命敬玄代之。敬玄至洮河军，寻为吐蕃所败。永隆二年，兼太子太傅。未几，以老乞骸骨，听解尚书左仆射，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。永淳元年，高宗幸东都，皇太子京师监国，遣仁轨与侍中裴炎、中书令薛元超留辅太子。二年，太子赴东都，又令太孙重照京师留守，仍令仁轨为副。则天临朝，加授特进，复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专知留守事。仁轨复上疏辞以衰老，请罢居守之任，因陈吕后祸败之事，以申规谏。则天使武承嗣赍玺书往京慰喻之曰：“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，眇身且代亲政。远劳劝诫，复表辞衰疾，怪望既多，徊徨失据。又云‘吕后见嗤于后代，禄、产贻祸于汉朝’，引喻良深，愧慰交集。公忠贞之操，终始不渝；劲直之风，古今罕比。初闻此语，能不罔然；静而思之，是为龟镜。且端揆之任，仪刑百辟，况公先朝旧德，遐迩具瞻。愿以匡救为怀，无以暮年致请。”寻进封郡公。垂拱元年，从新令改为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寻薨，年八十四。则天废朝三日，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赐其家实封三百户。仁轨虽位居端揆，不自矜倨。每见贫贱时故人，不改布衣之旧。初为陈仓尉，相工袁天纲谓曰：“君终当位邻台辅，年将九十。”后果如其言。仁轨身经隋末之乱，辑其见闻，著《行年记》，行于代。

　　子浚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垂拱二年，为酷吏所陷，被杀，妻子籍没。中宗即位，以仁轨春宫旧僚，追赠太尉。浚子冕，开元中，为秘书省少监，表请为仁轨立碑，谥曰文献。

　　史臣韦述曰：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，刘则甘言接人，以收物誉；戴则正色拒下，推美于君。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，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。呜呼！高名美称，或因邀饰而致远；深仁至行，或以韬晦而莫传。岂唯刘、戴而然，盖自古有之矣。故孔子曰：“众好之，必察焉；众恶之，必察焉。”非夫圣智，鲜不惑也。且刘公逞其私忿，陷人之所不能，覆徒贻国之耻，忠恕之道，岂其然乎？

　　郝处俊，安州安陆人也。父相贵，隋末，与妻父许绍据硖州归国，以功授滁州刺史，封甑山县公。处俊年十岁余，其父卒于滁州，父之故吏赙送甚厚，仅满千余匹，悉辞不受。及长，好读《汉书》，略能暗诵。贞观中，本州进士举，吏部尚书高士廉甚奇之，解褐授著作佐郎，袭爵甑山县公。兄弟笃睦，事诸舅甚谨。再转滕王友，耻为王官，遂弃官归耕。久之，召拜太子司议郎，五迁吏部侍郎。乾封二年，改为司列少常伯。属高丽反叛，诏司空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，以处俊为副。尝次贼城，未遑置阵，贼徒奄至，军中大骇。处俊独据胡床，方餐乾粮，乃潜简精锐击败之，将士多服其胆略。总章二年，拜东台侍郎，寻同东西台三品。咸亨初，高宗幸东都，皇太子于京师监国，尽留侍臣戴至德、张文瓘等以辅太子，独以处俊从。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，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，请诛之。上谓处俊曰：“朕闻为君上者，以天下之目而视，以天下之耳而听，盖欲广闻见也。且天降灾异，所以警悟人君。其变苟实，言之者何罪？其事必虚，闻之者足以自戒。舜立谤木，良有以也。欲箝天下之口，其可得乎？此不足以加罪。”特令赦之。因谓处俊曰：“王者无外，何藉于守御。虽然，重门击柝，盖备不虞，方知禁卫在于谨肃。朕尝以秦法犹为太宽，荆轲匹夫耳，而匕首窃发，始皇骇惧，莫有拒者，岂不由积习宽慢使其然乎？”处俊对曰：“此由法急所致，非宽慢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秦法：辄升殿者，夷三族。人皆惧族，安有敢拒者？逮乎魏武，法尚峻。臣见《魏令》云：‘京城有变，九卿各居其府。’其后严才作乱，与其徒属数十人攻左掖门，魏武登铜雀台远望，无敢救者。时王修为奉常，闻变召车马，未至，便将官属步至宫门。魏武望见之，曰：‘彼来者必王修乎！’此由王修察变知机，违法赴难。向各守法，遂成其祸。故王者设法敷化，不可以太急。夫政宽则人慢，政急则人无所措手足。圣王之道，宽猛相济。《诗》曰‘不懈于位，人之攸塈’，谓仁政也；又曰‘式遏寇虐，无俾作慝’，谓威刑也。《洪范》曰‘高明柔克，沉潜刚克’，谓中道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又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，高宗将饵之。处俊谏曰：“修短有命，未闻万乘之主，轻服蕃夷之药。昔贞观末年，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。胡人有异术，征求灵草秘石，历年而成。先帝服之，竟无异效，大渐之际，名医莫知所为。时议者归罪于胡人，将申显戮，又恐取笑夷狄，法遂不行。龟镜若是，惟陛下深察。”高宗纳之，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，不服其药。寻而官名复旧。处俊授黄门侍郎。三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转中书侍郎。四年，监修国史。上元元年，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。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，帝令雍王贤为东朋，周王讳为西朋，务以角胜为乐。处俊谏曰：：“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，恐其欺诈之心生也。伏以二王春秋尚少，意趣未定，当须推多让美，相敬如一。今忽分为二朋，递相夸竞。且俳优小人，言辞无度，酣乐之后，难为禁止，恐其交争胜负，讥诮失礼。非所以导仁义，示和睦也。”高宗矍然曰：“卿之远识，非众人所及也。”遽令止之。寻代阎立本为中书令。岁余，兼太子宾客、检校兵部尚书。

　　三年，高宗以风疹欲逊位，令天后摄知国事，与宰相议之。处俊对曰：“尝闻礼经云：‘天子理阳道，后理阴德。’则帝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阳之与阴，各有所主守也。陛下今欲违反此道，臣恐上则谪见于天，下则取怪于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，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？况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二圣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陛下正合谨守宗庙，传之子孙，诚不可持国与人，有私于后族。伏乞特垂详纳。”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：“处俊所引经旨，足可依凭，惟圣虑无疑，则苍生幸甚。”帝曰：“是。”遂止。仪凤二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，并依旧知政事，监修国史。四年，代张文瓘为侍中。处俊性俭素，土木形骸，自参综朝政，每与上言议，必引经籍以应对，多有匡益，甚得大臣之体。侍中、平恩公许圉师，即处俊之舅，早同州里，俱宦达于时。又其乡人田氏、彭氏，以殖货见称。有彭志筠，显庆中，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，诏受其绢万匹，特授奉议郎，仍布告天下。故江、淮间语曰：“贵如许、郝，富若田、彭。”处俊迁太子少保。开耀元年薨，年七十五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大都督。高宗甚伤悼之，顾谓侍臣曰：“处俊志存忠正，兼有学识。至于雕饰服玩，虽极知无益，然常人不能抑情弃舍，皆好尚奢侈，处俊尝保其质素，终始不渝。虽非元勋佐命，固亦多时驱使。又见遗表，忧国忘家，今既云亡，深可伤惜。”即于光顺门举哀一日，不视事，终祭以少牢，赠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硕。令百官赴哭，给灵舆，并家口递还乡，官供葬事。其子秘书郎北叟上表辞所赠赐及葬递之事，高宗不许。侍中裴炎曰：“处俊临亡，臣往见之，属臣曰：‘生既无益明时，死后何宜烦费。瞑目之后，傥有恩赐赠物，及归乡递送，葬日营造，不欲劳官司供给。’”高宗深嘉叹之，从其遗意，唯加赠物而已。处俊孙象贤，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，坐事伏诛，临刑言多不顺。则天大怒，令斩讫，仍支解其体，发其父母坟墓，焚爇尸体，处俊亦坐斫棺毁柩。自此法司每将杀人，必先以木丸塞其口，然后加刑，讫于则天之代。

　　裴行俭，绛州闻喜人。曾祖伯凤，周骠骑大将军、汾州刺史、琅邪郡公。祖定高，冯翊郡守，袭封琅邪公。父仁基，隋左光禄大夫，陷于王世充，后谋归国，事泄遇害；武德中，赠原州都督，谥曰忠。行俭幼以门廕补弘文生。贞观中，举明经，拜左屯卫仓曹参军。时苏定方为大将军，甚奇之，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。显庆二年，六迁长安令。时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，行俭以为国家忧患必从此始，与太尉长孙无忌、尚书左仆射褚遂良私议其事，大理袁公瑜于昭仪母荣国夫人谮之，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。麟德二年，累拜安西大都护，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，征拜司文少卿。总章中，迁司列少常伯。咸亨初，官名复旧，改为吏部侍郎，与李敬玄为贰，同时典选十余年，甚有能名，时人称为裴、李。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，引铨注等法，又定州县升降、官资高下，以为故事。上元二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。尝以绢素百卷，令行俭草书《文选》一部，帝览之称善，赐帛五百段。行俭尝谓人曰：“褚遂良非精笔佳墨，未尝辄书，不择笔墨而妍捷者，唯余及虞世南耳。”三年，吐蕃背叛，诏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。寻又为泰州镇抚右军总管，并受元帅周王节度。仪凤二年，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动蕃落，侵逼安西，连和吐蕃，议者欲发兵讨之。行俭建议曰：“吐蕃叛涣，干戈未息，敬玄、审礼，失律丧元，安可更为西方生事？今波斯王身没，其子泥涅师师充质在京，望差使往波斯册立，即路由二蕃部落，便宜从事，必可有功。”高宗从之，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，仍为安抚大食使。途经莫贺延碛，属风沙晦暝，导者益迷。行俭命下营，虔诚致祭，令告将吏，泉井非遥。俄而云收风静，行数百步，水草甚丰，后来之人，莫知其处。众皆悦服，比之贰师将军。至西州，人吏郊迎，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。乃扬言绐其下曰：“今正炎蒸，热坂难冒，凉秋之后，方可渐行。”都支觇知之，遂不设备。行俭仍召四镇诸蕃酋长豪杰谓曰：“忆昔此游，未尝厌倦，虽还京辇，无时暂忘。今因是行，欲寻旧赏，谁能从吾猎也？”是时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。行俭假为畋游，教试部伍，数日，遂倍道而进。去都支部落十余里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，外示闲暇，似非讨袭，续又使人趣召相见。都支先与遮匐通谋，秋中拟拒汉使，卒闻军到，计无所出，自率兒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，遂擒之。是日，传其契箭，诸部酋长悉来请命，并执送碎叶城。简其精骑，轻赍晓夜前进，将虏遮匐。途中果获都支还使，与遮匐使同来。行俭释遮匐行人，令先往晓喻其主，兼述都支已擒，遮匐寻复来降。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，擒都支、遮匐而还。高宗廷劳之曰：“比以西服未宁，遣卿总兵讨逐，孤军深入，经途万里。卿权略有闻，诚节夙著，兵不血刃，而凶党殄灭。伐叛柔服，深副朕委。”寻又赐宴。谓行俭曰：“卿文武兼资，今故授卿二职。”即日拜礼部尚书，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

　　调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温傅反，单于管内二十四州并叛应之，众数十万。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，反为所败。于是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太仆少卿李思文、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，并西军程务挺、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，连亘数千里，并受行俭节度。唐世出师之盛，未之有也。行俭行至朔州，知萧嗣业以运粮被掠，兵多馁死，遂诈为粮车三百乘，每车伏壮士五人，各赍陌刀、劲弩，以羸兵数百人援车，兼伏精兵，令居险以待之。贼果大下，羸兵弃车散走。贼驱车就泉水。解鞍牧马，方拟取粮，车中壮士齐发，伏兵亦至，杀获殆尽，余众奔溃。自是续遣粮车，无敢近之者。及军至单于之北，际晚下营，壕堑方周，遽令移就崇冈。将士皆以士众方就安堵，不可劳扰，行俭不从，更令促之。比夜，风雨暴至，前设营所水深丈余，将士莫不叹伏。贼众于黑山拒战，行俭频战皆捷，前后杀虏不可胜数。伪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，以其首来降，又擒其大首领奉职而还。余党走依狼山。行俭既回，阿史那伏念又伪称可汗，与温傅合势，鸠集余众。明年，行俭复总诸军讨之。顿军于代州之陉口，纵反间说伏念与温傅，令相猜贰。伏念恐惧，密送降款，仍请自效。行俭不泄其事，而密表以闻。数日，有烟尘涨天而至，斥候惶惑来白，行俭召三军谓曰：“此是伏念执温傅来降，非他。然受降如受敌，但须严备。”更遣单使迎前劳之。少间，伏念果率其属缚温傅诣军门请罪，尽平突厥余党。高宗大悦，遣户部尚书崔知悌赴军劳之。侍中裴炎害行俭之功，总管程务挺、张虔勖上言：“伏念为子营逼逐，又碛北回纥等同向南逼之，窘急而降。”由是行俭之功不录，斩伏念及温傅于都市。行俭叹曰：“浑、浚前事，古今耻之。但恐杀降之后，无复来者。”因称疾不出，以勋封闻喜县公。永淳元年，十姓伪可汗车薄反叛，诏复以行俭为金牙道大总管，率十将军以讨之。师未行。其年四月，行俭病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献。特诏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检校家事，五六年间，待兒孙稍成长日停。中宗即位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

　　有集二十卷，撰《草字杂体》数万言，并传于代。又撰《选谱》十卷，安置军营、行阵部统、克料胜负、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诀，则天令秘书监武承嗣诣宅，并密收入内。行俭尤晓阴阳、算术，兼有人伦之鉴。自掌选及为大总管，凡遇贤俊，无不甄采，每制敌摧凶，必先期捷日。时有后进杨炯、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，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，引以示行俭，行俭曰：“才名有之，爵禄盖寡。杨应至令长，余并鲜能令终。”是时，苏味道、王剧未知名，因调选，行俭一见，深礼异之。仍谓曰：“有晚年子息，恨不见其成长。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，愿记识此辈。”其后相继为吏部。皆如其言。行俭尝所引偏裨，有程务挺、张虔勖、崔智辩、王方翼、党金毗、刘敬同、郭待封、李多祚、黑齿常之，尽为名将，至刺史、将军者数十人。其所知赏，多此类也。行俭尝令医人合药，请犀角、麝香，送者误遗失，已而惶惧潜窜。又有敕赐马及新鞍，令史辄驰骤，马倒鞍破，令史亦逃。行俭并委所亲招到，谓曰：“尔曹岂相轻耶？皆错误耳。”待之如故。初，平都支、遮匐，大获瑰宝，蕃酋将士愿观之，行俭因宴设，遍出历示。有马脑盘，广二尺余，文彩殊绝。军吏王休烈捧盘，历阶趋进，误蹑衣，足跌便倒，盘亦随碎，休烈惊惶，叩头流血，行俭笑而谓曰：“尔非故也，何至于是！”更不形颜色。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皿三千余事，驼马称是，并分给亲故并副使已下，数日便尽。少子光庭，开元中为侍中，以恩例赠行俭为太尉。

　　光庭早孤。母库狄氏，则天时召入宫，甚见亲待，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。后以武三思之婿缘坐，左迁郢州司马。开元初，六迁右率府中郎将，擢授司门郎中。岁余，转兵部郎中。光庭沉静少言，寡于交游，既历清要，时人初未许之。及在职，公务修整，众方叹伏焉。十三年，将有事于岱岳，中书令张说以大驾东巡，京师空虚，恐夷狄乘间窃发，议欲加兵守边，以备不虞，召光庭谋兵事。光庭曰：“封禅者，所以告成功也。夫成功者，恩德无不及，百姓无不安，万国无不怀。今将告成而惧夷狄，何以昭德也？大兴力役，用备不虞，且非安人也。方谋会同而阻戎心，又非怀远也。有此三者，则名实乖矣。且诸蕃之国，突厥为大，贽币往来，愿修恩好有年矣。今兹遣一使征其大臣赴会，必欣然应命。突厥受诏，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。虽偃旗息鼓，高枕有余矣。”说曰：“善。吾所不及矣。”因奏而行之，寻转鸿胪少卿。东封还，迁兵部侍郎。十七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兼御史大夫。无几，迁黄门侍郎，依旧知政事。从巡五陵回，拜侍中，兼吏部尚书，又加弘文馆学士。光庭乃撰《瑶山往则》及《维城前轨》各壹卷，上表献之。手制褒美，赐绢五百匹，上令皇太子已下于光顺门与光庭相见，以重其讽诫之意。光庭又引寿安丞李融、拾遗张琪、著作左郎司马利宾等，令直弘文馆，撰《续春秋传》。上表请以经为御撰，而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，上又手制褒赏之。光庭委笔削于李融，书竟不就。时有上书请以皇室为金德者，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。光庭以国家符命久著史策，若有改易，恐贻后学之诮，密奏请依旧为定，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。二十年，扈从祠后土，加光禄大夫，封正平男。寻卒，年五十八，优制赠太师，辍朝三日。初，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协。及为吏部，奏用循资格，并促选限至正月三十日令毕，其流外行署，亦令门下省之。光庭卒后，嵩又奏请一切罢之，光庭所引进者尽出为外职。时有门下主事阎麟之，为光庭腹心，专知吏部选官，每麟之裁定，光庭随而下笔，时人语曰：“麟之口，光庭手。”太常博士孙琬将议光庭谥，以其用循资格，非奖劝之道，建议谥为“克”。时人以为希嵩意旨。上闻而特下诏，赐谥曰忠献，仍令中书令张九龄为其碑文。史官韦述以改谥为非，论之曰：《春秋》之义，诸侯死王事者，葬之加一等，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赏也。爰至汉、魏，则襚之印绶，宠被窀穸，唯德是褒，岂虚授也！近代已来，宠赠无纪，或以职位崇显，一切优锡；或以子孙荣贵，恩例所加，贤愚虚实，为一贯矣。裴光庭以守法之吏，骤登相位，践历机衡，岂不多愧？赠以师范，何其滥欤！张燕公有扶翊之勋，居讲讽之旧，秩跻九命，官历二端，议者犹谓赠之过当，况光庭去斯犹远，何妄窃之甚哉！盖名器假人，昔贤之所惋也。

　　史臣曰：昔晋侯选任将帅，取其说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，良有以也。夫权谋方略，兵家之大经，邦国系之以存亡，政令因之而强弱，则冯众怙力，豨勇虎暴者，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！故王猛、诸葛亮振起穷巷，驱驾豪杰，左指右顾，廓定霸图，非他道也，盖智力权变，适当其用耳。刘乐城、裴闻喜，文雅方略，无谢昔贤，治戎安边，绰有心术，儒将之雄者也。天后预政之时，刑峻如壑，多以谀佞希恩，而乐城、甑山，昌言规正，若时无君子，安及此言？正平铨藻吏能，文学政事，颇有深识。而前史讥其谬谥，有涉陈寿短武侯应变之论乎！非通论也。

　　赞曰：殷礼阿衡，周师吕尚。王者之兵，儒者之将。乐城、闻喜，当仁不让。管、葛之谭，是吾心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