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唐书

　　建中元年三月，礼仪使上言：“东都太庙阙木主，请造以祔。”初，武后于东都立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庙。至中宗已后，两京太庙，四时并飨。至德乱后，木主多亡缺未祔。于是议者纷然，而大旨有三：“其一曰，必存其庙，遍立群主，时飨之。其二曰，建庙立主，存而不祭，若皇舆时巡，则就飨焉。其三曰，存其庙，瘗其主，驾或东幸，则饰斋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。议者皆不决而罢。

　　贞元十五年四月，膳部郎中归崇敬上疏：“东都太庙，不合置木主。谨按典礼。虞主用桑，练主用栗，重作栗主，则埋桑主。所以神无二主，犹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也。今东都太庙，是则天皇后所建，以置武氏木主。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，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所也。且殷人屡迁，前八后五，前后迁都一十三度，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。议者或云：‘东都神主，已曾虔奉而礼之，岂可以一朝废之乎？’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，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，岂桑主不曾虔祀，而乃埋之？又所阙之主，不可更作，作之不时，非礼也。”

　　长庆元年二月，分司官库部员外郎李渤奏：“太微宫神主，请归祔太庙。”敕付东都留守郑絪商量闻奏。‘絪奏云：“臣谨详三代典礼，上稽高祖、太宗之制度，未尝有并建两朝、并飨二主之礼。天授之际，祀典变革。中宗初复旧物，未暇详考典章，遂于洛阳创宗庙。是行迁都之制，实非建国之仪。及西归上都，因循未废。德宗嗣统，坠典克修，东都九庙，不复告飨。谨按《礼记》，仲尼答曾子问曰：‘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。’所以明二主之非礼也。陛下接千载之大统，扬累圣之耿光，宪章先王，垂法后嗣。况宗庙之礼，至尊至重，违经黩祀，时谓不钦。特望择三代令典，守高祖、太宗之宪度，鉴神龙权宜之制，遵建中矫正之礼，依经复古，允属圣明。伏以太微宫光皇帝三代、睿宗圣文孝武皇帝神主，参考经义，不合祔飨。至于迁置神主之礼，三代以降，经无明文。伏望委中书门下与公卿礼官质正详定。”敕付所司。

　　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奏议曰：

　　谨按国初故事，无两都并建宗庙、并行飨祭之礼。伏寻《周书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之说，实有祭告丰庙、洛庙之文，是则周人两都并建宗祧，至则告飨。然则两都皆祭祖考，礼祀并兴。自神龙复辟，中宗嗣位，庙既偕作，飨亦并行。天宝末，两都倾陷，神主亡失。肃宗既复旧物，但建庙作主于上都。其东都神主，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，遂寓于太微宫，不复祔飨。

　　臣等谨按经传，王者之制，凡建居室，宗庙为先，庙必有主，主必在庙。是则立庙两都，盖行古之道，主必在庙，实依礼经。今谨参详，理合升祔。谨按光皇帝是追王，高宗、中宗、睿宗是祧庙之主，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夹室。景皇帝是始封不迁之祖，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室。高祖、太宗、玄宗、肃宗、代宗是创业有功亲庙之祖。伏准《江都集礼》：‘正庙之主，藏于太室之中。’《礼记》：‘君庙之主，有故则聚而藏诸祖庙。’伏以德宗之下，神主未作，代宗之上，后主先亡，若归本室，有虚神主。事虽可据，理或未安。今高祖已下神主，并合藏于太祖之庙，依旧准故事不飨。如陛下肆觐东后，移幸洛阳，自非祧主，合归本室。其余阙主，又当特作，而祔飨时祭、禘、祫如仪。臣又按国家追王故事，太祖之上，又有德明、兴圣、懿祖别庙。今光皇帝神主，即懿祖也。伏缘东都先无前件庙宇，光皇帝神主今请权祔于太庙夹室，居元皇帝之上。如驾在东都，即请准上都式营建别庙，作德明、兴圣、献祖神主，备礼升祔。又于太庙夹室奉迎光皇帝神主归别庙第四室，禘、祫如仪。

　　或问曰：“礼，作栗主，瘗桑主。汉、魏并有瘗桑之议，大历中亦瘗孝敬皇帝神主，今祔而不瘗，如之何？”答曰：“作主依神，理无可埋，汉魏瘗藏，事非允惬。孝敬尊非正统，庙废而主独存，从而瘗藏，为叶情理。”

　　又问：“古者巡狩，必载迁主，今东都主又祔于庙。”答曰：“古者师行以迁主，无则主命，自非迁祖之主，别无出庙之文。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则两都宗庙，各宜有主。”

　　又问曰：“古者作主，必因虞、练，若主必归祔，则室不可虚，则当补已亡之主，创当祔之主。礼经无说，如之何？”答曰：“虞、练作主，礼之正也。非时作主，事之权也。王者遭时为法，因事制宜，苟无其常，则思其变。如驾或东幸，庙仍虚主，即准肃宗广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，特作阙主而祔。盖主不可阙，故礼贵从宜，《春秋》之义，变而正之者。”臣伏思祖宗之主，神灵所凭，寓于太微，不入宗庙，据经复本，允属圣明。

　　至是下尚书省集议，而郎吏所议，与彦威多同。丞郎则各执所见，或曰“神主合藏于太微宫；”或云“并合埋瘗”；或云“阙主当作”；或云“舆驾东幸，即载上都神主而东”。咸以意言，不本经据。竟以纷议不定，遂不举行。

　　会昌五年八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东都太庙九室神主，共二十六座，自禄山叛后，取太庙为军营，神主弃于街巷，所司潜收聚，见在太微宫内新造小屋之内。其太庙屋室并在，可以修崇。大和中，太常博士议，以为东都不合置神主，车驾东幸，即载主而行。至今因循，尚未修建。望令尚书省集公卿及礼官、学官详议。如不要更置，须有收藏去处。如合置，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。既是宗室官居守，便望令充修东都太庙使，勾当修缮。”奉敕宜依。

　　六年三月，太常博士郑路等奏：“东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座，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闻奏讫。伏奉今月七日敕，‘此礼至重，须遵典故，宜令礼官、学官同议闻奏’者。臣今与学官等详议讫，谨具分析如后：献祖宣皇帝、宣庄皇后、懿祖光皇帝、光懿皇后、文德皇后、高宗天皇大帝、则天皇后、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、和思皇后、昭成皇后、孝敬皇帝、地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，亲尽迭毁，宜迁诸太庙，祔于兴圣庙。禘祫之岁，乃一祭之。东都无兴圣庙可祔，伏请且权藏于太庙夹室。未题神主十四座，前件神主既无题号之文，难伸祝告之礼。今与礼官等商量，伏请告迁之日，但瘗于旧太微宫内空闲之地。恭酌事理，庶协从宜。”制可。

　　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曰：

　　礼之所立，本于诚敬；庙之所设，实在尊严。既曰荐诚，则宜统一。昔周之东西有庙，亦可征其所由。但缘卜洛之初，既须营建，又以迁都未决，因议两留。酌其事情，匪务于广，祭法明矣。

　　伏以东都太庙，废已多时，若议增修，稍乖前训。何者？东都始制寝庙于天后、中宗之朝，事出一时，非贞观、开元之法，前后因循不废者，亦踵镐京之文也。《记》曰：“祭不欲数，数则烦。”天宝之中，两京悉为寇陷，西都庙貌如故，东都因此散亡。是知九庙之灵，不欲歆其烦祀也。自建中不葺之后，弥历岁年。今若庙貌惟新，即须室别有主。旧主虽在，大半合祧，必几筵而存之，所谓宜祧不祧也。孔子曰，“当七庙五庙，无虚主也”，谓庙不得无主者也。旧主如有留去，新庙便合创添。谨按《左传》云：“祔练作主。”又戴圣云：“虞而立几筵。”如或过时成之，便是以凶干吉。创添既不典，虚庙又非仪。考诸礼文，进退无守。

　　或曰“汉于郡国置宗庙凡百余所，今止东西立庙，有何不安”者。当汉氏承秦焚烧之余，不识典故，至于庙制，率意而行。比及元、成二帝之间，贡禹、韦玄成等继出，果有正论，竟从毁除。足知汉初不本于礼经，又安可程法也？或曰“几筵不得复设，庙寝何妨修营，侯车驾时巡，便合于所载之主”者。究其终始，又得以论之。昨者降敕参详，本为欲收旧主，主既不立，庙何可施？假令行幸九州；一一皆立庙乎”愚以为庙不可修，主宜藏瘗，或就瘗于坎室，或瘗于两阶间，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。

　　其年九月敕：“段瑰等详议，东都不可立庙。李福等别状，又有异同。国家制度，须合典礼，证据未一，则难建立。宜并令赴都省对议，须归至当。”

　　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：

　　伏以建中时，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庆庙，当时之议，大旨有三：其一曰，必存其庙，备立其主，时飨之日，以他官摄行。二曰，建庙立主，存而不祭，皇舆时巡，则就飨焉。三曰，存其庙，一瘗其主。臣等立其三议，参酌礼经，理宜存庙，不合置主。

　　谨按《礼祭义》曰：“建国之神位，右社稷而左宗庙。”《礼记》云：“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。”是知王者建邦设都，必先宗庙、社稷。况周武受命，始都于丰，成王相宅，又卜于洛，烝祭岁于新邑，册周公于太室。故《书》曰：“戊辰，王在新邑，烝祭岁。王入太室祼。”成王厥后复立于丰，虽成洛邑，未尝久处。逮于平王，始定东迁。则周之丰、镐，皆有宗庙明矣。又按，曾子问“庙有二主”，夫子对以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，未知其为礼”者。昔齐桓公作二主，夫子讥之，以为伪主。是知二主不可并设，亦明矣。夫圣王建社以厚本，立庙以尊祖，所以京邑必有宗社。今国家定周、秦之两地，为东西之两宅，辟九衢而立宫阙，设百司而严拱卫，取法玄象，号为京师。既严帝宅，难虚神位，若无宗庙，何谓皇都？然依人者神，在诚者祀，诚非外至，必由中出，理合亲敬，用交神明。位宜存于两都，庙可偕立；诚难专于二祭，主不并设。

　　或以《礼》云“七庙五庙无虚主”，是谓不可无主。所以天子巡狩，亦有所尊，尚饰斋车，载迁主以行。今若修庙瘗主，同东都太庙，九室皆虚，既违于经，须征其说。臣复探赜礼意，因得尽而论之。所云“七庙五庙无虚主”，是谓见飨之庙不可虚也。今之两都，虽各有庙，禘祫飨献，斯皆亲奉于上京，神主几筵，不可虚陈于东庙。且《礼》云：“唯圣人为能飨帝，孝子为能飨亲。”昔汉韦玄成议废郡国祀，亦曰：“立庙京师，躬亲承事，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祭。”人情礼意，如此较然。二室既不并居，二庙岂可偕祔？但所都之国，见飨之庙，既无虚室，则叶通经议者，又欲置主不飨，以俟巡幸。昔鲁作僖公之主，不于虞、练之时，《春秋》书而讥之。合祔之主，作非其时，尚为所讥。今若置不合祔之主，不因时而作，违经越礼，莫甚于此。岂有九室合飨之主，而有置而不飨之文？两庙始创于周公，二主获讥于夫子。自古制作，皆范周孔，旧典犹在，足可明征。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，主不合置。今将修建庙宇，诚不亏于典礼。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，请待东都建修太庙毕，具礼迎置于西夹室，閟而不飨，式彰陛下严祀之敬，以明圣朝尊祖之义。

　　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：“据礼院奏，以为东都太庙既废，不可复修，见在太微宫神主，请瘗于所寓之地。有乖经训，不敢雷同。臣所以别进议状，请修祔主，并依典礼，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。臣与公卿等重议，皆以为庙固合修，主不可瘗，即与臣等别状意同。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，各设神主，恐涉庙有二主之义，请修庙虚室，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。伏以六主神位，内有不祧之宗，今用迁庙之仪，犹未合礼。臣等犹未敢署众状，盖为阙疑。”

　　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：“夫论国之大事，必本乎正而根乎经，以臻于中道。圣朝以广孝为先，以得礼为贵，而臣下敢不以经对。三论六故，已详于前议矣。再捧天问，而陈乎诸家之说，求于典训，考乎大中，庙有必修之文，主无可置之理。何则？正经正史，两都之庙可征。《礼》称‘天子不卜处太庙’，‘择日卜建国之地，则宗庙可知’。则废庙之说，恐非所宜废。谨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三经及汉朝两史，两都并设庙，而载主之制，久已行之。敢不明征而去文饰，援据经文，不易前见，东都太庙，合务修崇，而旧主当瘗，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。皇帝有事于洛，则奉斋车载主以行。”

　　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：

　　夫礼虽缘情，将明厥要，实在得中，必过礼而求多，则反亏于诚敬。伏以神龙之际，天命有归，移武氏庙于长安，即其地而置太庙，以至天宝初复，不为建都。而设议曰：“中宗立庙于东都，无乖旧典。”征其意，不亦谬乎？

　　又曰“东都太庙，至于睿宗、玄宗，犹奉而不易”者。盖缘尝所尊奉，不敢辄废也。今则废已多时，犹循莫举之典也。又曰“虽贞观之始，草创未暇，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”者。谨按定《开元六典敕》曰：“听政之暇，错综古今，法以《周官》，作为《唐典》。览其本末，千载一朝。《春秋》谓考古之法也。行之可久，不曰然欤？”此时东都太庙见在，《六典》序两都宫阙，西都具太庙之位，东都则存而不论，足明事出一时，又安得曰“开元之法”也？又三代礼乐，莫盛于周。昨者论议之时，便宜细大，取法于周，迁而立庙。今立庙不因迁，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？又曰“建国神位，右社稷而左宗庙，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”者。谨按《六典》，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。尔后渐加营构，营室百司，于是备矣。今之宫室百司，乃武氏改命所备也。上都已建国立宗庙，不合引言。又曰：“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，长安祭孝成等三帝”。以此为置庙之例，则大非也。当汉两处有庙，所祭之帝各别。今东都建庙作主，与上都尽同，概而论之，失之甚者。又曰“今或东洛复太庙，有司同日侍祭，以此为数，实所未解”者。谨按天宝三载诏曰：“顷四时有事于太庙，两京同日。自今已后，两京各宜别择日。”载在祀典，可得而详。且立庙造主，所以祭神，而曰存而勿祀，出自何经？“当七庙五庙无虚主”，而欲立虚庙，法于何典？前称庙貌如故者，即指建中之中，就有而言，以为国之先也。前以非时不造主者，谓见有神主，不得以非时而造也。若江左至德之际，主并散亡，不可拘以例也。或曰“废主之瘗，请在太微宫”者。谨按天宝二年敕曰：“古之制礼，祭用质明，义兼取于尚幽，情实缘于既没。我圣祖澹然当在，为道之法，既殊有尽之期，宜展事生之礼。自今已后，每至圣祖宫有昭告，宜改用卯时”者。今欲以主瘗于宫所，即与此敕全乖。又曰：主不合瘗，请藏夹室”者。谨按前代藏主，颇有异同。至如夹室，宜用以序昭穆也。今庙主俱不中礼，则无禘祫之文。又曰君子将营宫室，以宗庙为先，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。东都既有宫室，而太庙不合不营。凡以论之，其义斯胜。而西周、东汉，并曰两都，其各有宗庙之证，经史昭然，又得以极思于扬榷。《诗》曰：“其绳则直，缩板以载，作庙翼翼。”《大雅》“瓜瓞”，言丰庙之作也。又曰：“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。”洛邑既成，以率文王之祀。此《诗》言洛之庙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成王既至洛，烝祭岁，文王骍牛一。”又曰“裸于太室”，康王又居丰，“命毕公保厘东郊。”岂有无庙而可烝祭，非都而设保厘？则《书》东西之庙也。逮于后汉卜洛，西京之庙亦存。建武二年，于洛阳立庙，而成、哀、平三帝祭于西京。一十八年，亲幸长安，行禘礼，当时五室列于洛都，三帝留于京庙，行幸之岁，与合食之期相会，不奉斋车，又安可以成此礼？则知两庙周人成法，载主以行，汉家通制。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，而引“七庙无虚主”之文。《礼》言一都之庙，室不虚主，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。既联出征之辞，更明载主之意，因事而言，理实相统，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。古人求神之所非一，奉神之意无二，故废桑主，重作栗主，既事理之，以明其一也。

　　或又引《左氏传》筑郿凡例，谓“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”，而立建主之论。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，筑郿，《左传》为筑发凡例，《谷梁》讥因薮泽之利，《公羊》称避凶年造邑之嫌。三传异同，左氏为短。何则？当春秋二百年间，鲁凡城二十四邑，唯郿一邑称筑，其二十三邑，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；执此为建主之端，又非通论。或又曰：“废主之瘗，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；宜舍故依新，前已列矣。”按瘗主之位有三：或于北牖之下，或在西阶之间，庙之事也。其不当立之主，但随其所以瘗之。夫主瘗乎当立之庙，斯不然矣。以在所而言，则太微宫所藏之所，与汉之寝园无异。历代以降，建一都者多，两都者少。今国家崇东西之宅，极严奉之典，而以各庙为疑，合以建都故事，以相质正，即周、汉是也。今详议所征，究其年代，率皆一都之时，岂可以拟议，亦孰敢献酬于其间？详考经旨，古人谋寝必及于庙，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。国家承隋氏之弊，草创未暇，后虽建于垂拱，而事有所合。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，文物大备之朝，历于十一圣，不议废之。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，庙有合立之理，而不可一一革也。今洛都之制，上自宫殿楼观，下及百辟之司，与西京无异。銮舆之至也，虽厮役之贱，必归其所理也。岂先帝之主，独无其所安乎？时也，虞主尚瘗，废主宜然。或以马融、李舟二人称“寝无伤于偕立，庙不妨于暂虚”，是则马融、李舟，可法于宣尼矣。以此拟议，乖当则深。

　　或称“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，邑曰筑，都曰城”者。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，惟郿一邑称筑。如城郎、费之类，各有所因，或以他防，或以自固，谓之尽有宗庙，理则极非。或称“圣主有复古之功，简册有考文之美，五帝不同乐，三王不同礼，遭时为法，因事制宜”。此则必作有为，非有司之事也。如有司之职，但合一一据经；变礼从时，则须俟明诏也。

　　凡不修之证，略有七条：庙立因迁，一也；已废不举，二也；庙不可虚，三也；非时不造主，四也；合载迁主行，五也；尊无二上，六也；《六典》不书，七也。谨按文王迁丰立庙，武王迁镐立庙，成王迁洛立庙，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，是违因迁立庙也。谨按《礼记》曰：“凡祭，有其废之，莫敢举也。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。”今东都太庙，废已八朝，若果立之，是违已废不举也。谨按《礼记》曰：“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。”今欲立虚庙，是违庙不可虚也。谨按《左传》：“丁丑，作僖公主。书不时也。”《记》又曰：“过时不祭，礼也。”合礼之祭，过时犹废，非礼之主，可以作乎？今欲非时作主，是违非时不作主也。谨按《曾子问》：“古者师行以迁庙主行乎？孔子曰：天子巡狩，必以迁庙主行，载于斋车，言必有尊也。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，则失之矣。”皇氏云：“迁庙主者，载迁一室之主也。”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，是违载迁之主也。谨按《礼记》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。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也。”今欲两都建庙作主，是违尊无二上也。谨按《六典》序两都宫阙及庙宇，此时东都有庙不载，是违《六典》不书也。遍考书传，并不合修。浸以武德、贞观之中，作法垂范之日，文物大备，儒彦毕臻，若可修营，不应议不及矣。《记》曰：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。天之体，动也。地之体，止也。”此明乐可作，礼难变也。伏惟陛下诚明载物，庄敬御天，孝方切于祖宗，事乃求于根本。再令集议，俾定所长。臣实职司，敢不条白以对。

　　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，并同载于后。其一曰：

　　伏见八月六日敕，欲修东都太庙，令会议事。此时已有议状，准礼不合更修。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，皆同署状。德章官在礼寺，实忝司存，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，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，脱国之祀典，有乖礼文，岂唯受责于旷官，窃惧贻耻于明代。所以勤勤恳恳，将不言而又言也。

　　昨者异同之意，尽可指陈。一则以有都之名，便合立庙；次同欲崇修庙宇，以候时巡。殊不知庙不合虚，主惟载一也。谨按贞观九年诏曰：“太原之地，肇基王业，事均丰、沛，义等宛、谯，约礼而言，须议立庙。”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：“臣傍观祭典，遍考礼经，宗庙皆在京师，不于下土别置。昔周之丰、镐，实为迁都，乃是因事便营，非云一时别立。”太宗许其奏，即日而停。由是而言，太原岂无都号，太原尔时犹废，东都不立可知。且庙室惟新，即须有主，主既藏瘗，非虚而何？是有都立庙之言，不攻而自破矣。又按《曾子问》曰：“古者师行，必以迁庙主行乎？孔子曰：天子巡狩，必以迁庙主行，载于斋车，言必有尊也。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，则失矣。”皇氏云：“迁庙主者，惟载新迁一室之主也。”未祧之主，无载行之文。假使候时巡，自可修营一室，议构九室，有何依凭？

　　夫宗庙，尊事也，重事也，至尊至重，安得以疑文定论。言苟不经，则为擅议。近者敕旨，凡以议事，皆须一一据经。若无经文，任以史证。如或经史皆不据者，不得率意而言。则立庙东都，正经史无据，果从臆说，无乃前后相违也。《书》曰：“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。”会议者四十八人，所同者六七人耳，比夫二三之喻，又何其多也！夫尧、舜之为帝，迄今称咏之者，非有他术异智者也，以其有贤臣辅翼，能顺考古道也。故尧之书曰“若稽古帝尧。”《孔氏传》曰：“能顺考古道。”传说佐殷之君，亦曰“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。”考之古道既如前，验以国章又如此，将求典实，无以易诸。伏希必本正经，稍抑浮议，踵皋、夔之古道，法周、孔之遗文，则天下守贞之儒，实所幸甚。其余已具前议。

　　其二曰：

　　夫宗庙之设，主于诚敬，旋观典礼，贰则非诚。是以匪因迁都，则不别立庙宇。《记》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。”又曰：“凡祭，有其废之，莫敢举也。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。”则东都太庙，废已多时，若议增修，稍违前志。何者？圣历、神龙之际，武后始复明辟，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，本欲权固人心，非经久之制也。伏以所存神主，既请祧藏，今庙室惟新，即须有主。神主非时不造，庙寝又无虚议，如修复以俟时巡，惟载一主，备在方册，可得而详。又引经中义有数等，或是弟子之语，或是他人之言。今庙不可虚，尊无二上，非时不造主，合载一主行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，比之常据，不可同涂。又丘明修《春秋》，悉以君子定褒贬，至陈泄以忠获罪，晋文以臣召君，于此数条，不复称君子，将评得失，特以宣尼断之。《传》曰：“危疑之理，须圣言以明也。”或以东都不同他都，地有坛社宫阙，欲议权葺，似是无妨。此则酌于意怀，非曰经据也。但以遍讨今古，无有坛社立庙之证，用以为说，实所未安。谨按上自殷、周，傍稽故实，除因迁都之外，无别立庙之文。

　　制曰：“自古议礼，皆酌人情。必稷嗣知几，贾生达识，方可发挥大政，润色皇猷，其他管窥，盖不足数。公卿之议，实可施行，德章所陈，最为浅近，岂得苟申独见，妄有异同？事贵酌中，理宜从众。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，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。”六年三月，择日既定，礼官既行，旋以武宗登遐，其事遂寝。宣宗即位，竟迎太微宫神主祔东都太庙，禘祫之礼，尽出神主合食于太祖之前。

　　《贞观礼》，祫享，功臣配享于庙庭，禘享则不配。当时令文，祫禘之日，功臣并得配享。贞观十六年，将行禘祭，有司请集礼官学士等议，太常卿韦挺等一十八人议曰：“古之王者，富有四海，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，患其礼过也。故曰：‘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。’至于臣有大功享禄，其后孝子率礼，洁粢丰盛，礼、祀、烝、尝，四时不辍，国家大祫，又得配焉。所以昭明其勋，尊显其德，以劝嗣臣也。其禘及时享，功臣皆不应预。故周礼六功之官，皆配大烝而已。先儒皆取大烝为祫祭。高堂隆、庾蔚之等多遵郑学，未有将为时享。又汉、魏祫祀，皆在十月，晋朝礼官，欲用孟秋殷祭，左仆射孔安国启弹，坐免者不一。梁初误禘功臣，左丞何佟之驳议，武帝允而依行。降洎周、齐，俱遵此礼。窃以五年再殷，合诸天道，一大一小，通人雅论，小则人臣不预，大则兼及功臣。今礼禘无功臣，诚谓礼不可易。”乃诏改令从礼。至开元中改修礼，复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飨焉。

　　高宗上元三年十月，将祫享于太庙。时议者以《礼纬》“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”《公羊传》云“五年而再殷祭”，议交互莫能断决。太学博士史璨等议曰：“按《礼记正义》引郑玄《禘祫志》云：‘《春秋》：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。文公二年八月丁卯，大享于太庙。《公羊传》云：大享者何？祫也。’是三年丧毕，新君二年当祫，明年当禘于群庙。僖公、宣公八年皆有禘，则后禘去前禘五年。以此定之，则新君二年祫，三年禘。自尔已后，五年而再殷祭，则六年当祫，八年当禘。又昭公十年，齐归薨，至十三年丧毕当祫，为平丘之会，冬，公如晋。至十四年祫，十五年禘《传》云‘有事于武宫’是也。至十八年祫，二十年禘。二十三年祫，二十五年禘。昭公二十五年‘有事于襄宫’是也。如上所云，则禘已后隔三年祫，已后隔二年禘。此则有合礼经，不违《传》义。”自此依璨等议为定。

　　开元六年秋，睿宗丧毕，祫享于太庙。自后又相承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各自计年，不相通数。至二十七年，凡经五禘、七祫。其年夏禘讫，冬又当祫。太常议曰：

　　禘祫二礼，俱为殷祭，祫为合食祖庙，禘谓谛序尊卑。申先君逮下之慈，成群嗣奉亲之孝，事异常享，有时行之。然而祭不欲数，数则黩；亦不欲疏，疏则怠。故王者法诸天道，制祀典焉。烝尝象时，禘祫如闰。五岁再闰，天道大成，宗庙法之，再为殷祭者也。谨按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周官·宗伯》，郑玄注解，高堂所议，并云“国君嗣位，三年丧毕，祫于太祖。明年禘于群庙。自尔已后，五年再殷，一祫一禘。”汉、魏故事，贞观实录，并用此礼。又按《礼纬》及《鲁礼禘祫注》云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所谓五年而再殷祭也。又按《白虎通》及《五经通义》、许慎《异义》、何休《春秋》、贺循《祭议》，并云三年一禘。何也？以为三年一闰，天道小备，五年再闰，天道大备故也。此则五年再殷，通计其数，一祫一禘，迭相乘矣。今太庙禘祫，各自数年，两岐俱下，不相通计。或比年频合，或同岁再序，或一禘之后，并为再祫，或五年之内，骤有三殷。法天象闰之期，既违其度；五岁再殷之制，数又不同。求之礼文，颇为乖失。

　　说者或云：“禘祫二礼，大小不侔，祭名有殊，年数相舛。祫以三纪，抵小而合；禘以五断，至十而周。有兹参差，难以通计。”窃以三祫五禘之说，本出《礼纬》，五岁再殷之数，同在其篇，会通二文，非相诡也。盖以禘后置祫，二周有半，举以全数，谓之三年，譬如三年一闰，只用三十二月也。其禘祫异称，各随四时，秋冬为祫，春夏为禘。祭名虽异，为殷则同，譬如礿、祠、烝、尝，其体一也。郑玄谓祫大禘小，传或谓祫小禘大，肆陈之间，或有增减，通计之义，初无异同。盖象闰之法，相传久矣。惟晋代陈舒有三年一殷之议，自五年、八年又十一、十四，寻其议文所引，亦以象闰为言。且六岁再殷，何名象闰？五年一禘，又奚所施？矛盾之说，固难凭也。

　　夫以法天之度，既有指归，稽古之理，若兹昭著。禘祫二祭，通计明矣。今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，至辛巳年十月祫，至甲申年四月又禘，至丙戌年十月又祫，至己丑年四月又禘，至辛卯年十月又祫。自此五年再殷，周而复始。又禘祫之说，非唯一家，五岁再殷之文，既相师矣，法天象闰之理，大抵亦同。而禘后置祫，或近或远，盈缩之度，有二法焉：郑玄宗高堂，则先三而后二；徐邈之议，则先二而后三。谨按郑氏所注，先三之法，约三祫五禘之文，存三岁五年之位。以为甲年既禘，丁年当祫，己年又禘，壬年又祫，甲年又禘，丁年又祫，周而复始，以此相承。祫后去禘，十有八月而近，禘后去祫，三十二月而遥，分析不均，粗于算矣。假如攻乎异端，置祫于秋，则三十九月为前，二十一月为后，虽小有愈，其间尚偏。窃据本文，皆云象闰，二闰相去，则平分矣。两殷之序，何不等耶？且又三年之言，本举全数，二周有半，实准三年，于此置祫，不违文矣，何必拘滞隔三正乎？盖千虑一失，通儒之蔽也。徐氏之议，有异于是，研核周审，最为可凭。以为二禘相去，为月六十，中分三十，置一祫焉。若甲年夏禘，丙年冬祫，有象闰法，毫厘不偏。三年一祫之文，既无乖越；五岁再殷之制，疏数有均。校之诸儒，义实长久。今请依据以定二殷，预推祭月，周而复始。

　　礼部员外郎崔宗之驳下太常，令更详议，令集贤学士陆善经等更加详核，善经亦以其议为允。于是太常卿韦縚奏曰：“礼有禘祫，俱称殷祭，二法更用，鳞次相承。或云五岁再殷，一禘一祫。或云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法天象闰，大趣皆同。皆以太庙禘祫，计年有差，考于经传，微有所乖。顷在四月，已行禘享，今指孟冬，又申祫仪，合食礼频，恐违先典。伏以陛下能事毕举，旧物咸甄，宗祏祗慎之时，经训申明之日。臣等忝在持礼，职司讨论，辄据旧文，定其伦序。请以今年夏禘，便为殷祭之源，自此之后，禘、祫相代，五年再殷，周而复始。其今年冬祫，准礼合停，望令所司但行时享，即严禋不黩，庶合旧仪。”制从之。

　　旧仪，天宝八年闰六月六日敕文：“禘祫之礼，以存序位，质文之变，盖取随时。国家系本仙宗，业承圣祖，重熙累盛，既锡无疆之休，合享登神，思弘不易之典。自今已后，每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，上以明陟配之礼，钦若玄象，下以尽虔祭之诚，无违至道。比来每缘禘祫，时享则停，事虽适于从宜，礼或亏于必备。已后每缘禘祫，其常享以素馔，三焚香以代三献。”

　　建中二年九月四日，太常博士陈京上疏言：“今年十月，祫享太庙，并合飨迁庙献祖、懿祖二神主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毁庙之主，陈于太祖，未毁庙之主，皆升合食于太祖。太祖之位，在西而东向，其下子孙，昭穆相对，南北为别，初无毁庙迁主不享之文。征是礼也，自于周室，而国朝祀典，当与周异。且周以后稷配天，为始封之祖，而下乃立庙。庙毁主迁，皆在太祖之后。禘祫之时，无先于太庙太祖者。正太祖东向之位，全其尊而不疑。然今年十月祫飨太庙，伏请据魏、晋旧制为比，则构筑别庙。东晋以征西等四府君为别庙，至禘祫之时，则于太庙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，别庙祭高皇、太皇、征西等四府君以叙其亲。伏以国家若用此义，则宜别为献祖、懿祖立庙，禘祫祭之，以重其亲；则太祖于太庙遂居东向，以全其尊。伏以德明、兴圣二皇帝，曩立庙，至禘祫之时，常用飨礼，今则别庙之制，使就兴圣庙藏祔为宜。”敕下尚书省百僚集议。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议曰：“议者或云献祖、懿祖亲远庙迁，不当祫享，宜永閟西夹室。又议者云二祖宜同祫享，于太祖并昭穆，而空太祖东向之位。又议者云，二祖若同袷享，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，宜奉迁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庙。臣伏以三议俱未为允。且礼经残缺，既无明据，儒者能方义类，斟酌其中，则可举而行之，盖协于正也。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，处百代不迁之庙，配天崇享，是极尊严。且至禘祫之时，暂居昭穆之位，屈己申孝，敬奉祖宗，缘齿族之礼，广尊先之道，此实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，亦所以化被天下，率循孝悌也。请依晋蔡谟等议，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东向之位，自懿祖、太祖洎诸祖宗，遵左昭右穆之列。此有彰国家重本尚顺之明义，足为万代不易之令典也。又议者请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庙，行祫祭之礼。夫祫，合也。故《公羊传》云：‘大事者何？祫也。’若祫祭不陈于太庙而享于德明庙，是乃分食也，岂谓合食乎？名实相乖，深失礼意，固不可行也。”

　　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太常卿裴郁奏曰：“禘、祫之礼，殷、周以迁庙皆出太祖之后，故得合食有序，尊卑不差。及汉高受命，无始封祖，以高皇帝为太祖。太上皇，高帝之父，立庙享祀，不在昭穆合食之列，为尊于太祖故也。魏武创业，文帝受命，亦即以武帝为太祖。其高皇、太皇、处士君等，并为属尊，不在昭穆合食之列。晋宣创业，武帝受命，亦即以宣帝为太祖。其征西、颍川等四府君，亦为属尊，不在昭穆合食之列。国家诞受天命，累圣重光。景皇帝始封唐公，实为太祖。中间世数既近，于三昭三穆之内，故皇家太庙，惟有六室。其弘农府君、宣、光二祖，尊于太祖，亲尽则迁，不在昭穆之数。著在礼志，可举而行。开元中，加置九庙，献、懿二祖皆在昭穆，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。今二祖已祧，九室惟序，则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？伏以太祖上配天地，百代不迁，而居昭穆，献、懿二祖，亲尽庙迁，而居东向，征诸故实，实所未安。请下百僚佥议。”敕旨依。

　　八年正月二十三日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议曰：

　　《王制》：“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而七。”周制也。七者，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，与亲庙四也。太祖，后稷也。殷则六庙，契及汤与二昭二穆。夏则五庙，无太祖，禹与二昭二穆而已。晋朝博士孙钦议云：“王者受命太祖及诸侯始封之君，其已前神主，据已上数过五代即毁其庙，禘祫不复及也。禘祫所及者，谓受命太祖之后，迭毁主升藏于二祧者也。虽百代，禘祫及之。”伏以献、懿二祖，太祖以前亲尽之主也。拟三代以降之制，则禘祫不及矣。代祖神主，则太祖已下毁庙之主，则《公羊传》所谓“已毁庙之主，陈于太祖”者是也。谨按汉永光四年诏，议罢郡国庙及亲尽之祖，丞相韦玄成议太上、孝惠庙，皆亲尽宜毁，太上庙主宜瘗于园，孝惠主迁于太祖庙。奏可。太上，同太祖已前之主，瘗于园，禘祫不及故也，则今献、懿二祖之比也。孝惠迁于太祖庙，明太祖已下子孙，同禘祫所及，则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。自魏、晋及宋、齐、陈、隋相承，始受命之君皆立庙，虚太祖之位。自太祖之后至七代君，则太祖东向位，乃成七庙。太祖以前之主，魏明帝则迁处士主置于园邑，岁时使令丞奉荐，世数犹近故也。至东晋明帝崩，以征西等三祖迁入西除，名之曰祧，以准远庙。至康帝崩，穆帝立，于是京兆迁入西除，同谓之祧，如前之礼，并禘祫所不及。

　　国朝始飨四庙，宣、光并太祖、世祖神主祔于庙。贞观九年，将祔高祖于太庙，硃子奢请准礼立七庙，其三昭三穆，各置神主。太祖，依晋宋以来故事，虚其位，待递迁方处之东向位。于是始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，虚太祖之位而行禘祫。至二十三年，太宗祔庙，弘农府君乃藏于西夹室。文明元年，高宗祔庙，始迁宣皇帝于西夹室。开元十年，玄宗特立九庙，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，复列于正室，光皇帝为懿祖，以备九室。禘祫犹虚太祖之位。祝文于三祖不称臣，明全庙数而已。至德二载克复后，新作九庙神主，遂不造弘农府君神主，明禘祫不及故也。至宝应二年，祔玄宗、肃宗于庙，迁献、懿二祖于西夹室，始以太祖当东向位，以献、懿二祖为是太祖以前亲尽神主，准礼禘祫不及，凡十八年。至建中二年十月，将祫飨，礼仪使颜真卿状奏：合出献、懿二祖神主行事，其布位次第及东面尊位，请准东晋蔡谟等议为定。遂以献祖当东向，以懿祖于昭位南向，以太祖于穆位北向，以次左昭右穆，陈列行事。且蔡谟当时虽有其议，事竟不行，而我唐庙祧，岂可为准？嵘伏以尝、禘、郊、社，尊无二上，瘗毁迁藏，礼有义断。以献、懿为亲尽之主，太祖已当东向之尊，一朝改移，实非典故。谓宜复先朝故事，献、懿神主藏于西夹室，以类《祭法》所谓“远庙为祧，去祧为坛，去坛为墠，坛、墠有祷则祭，无祷乃止。”太祖既昭配天地，位当东向之尊。庶上守贞观之首制，中奉开元之成规，下遵宝应之严式，符合经义，不失旧章。

　　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：

　　天子受命之君，诸侯始封之祖，皆为太祖。故虽天子，必有尊也，是以尊太祖焉；故虽诸侯，必有先也，亦以尊太祖焉。故太祖已下，亲尽而毁。洎秦灭学，汉不及礼，不列昭穆，不建迭毁。晋失之，宋因之。于是有违五庙之制，于是有虚太祖之位。夫不列昭穆，非所以示人有序也；不建迭毁，非所以示人有杀也；违五庙之制，非所以示人有别也；虚太祖之位，非所以示人有尊也。此礼之所由废。按《礼》：“父为士，子为天子，祭以天子，葬以士。”今献祖祧也，懿祖亦祧也，唐未受命，犹士礼也。是故高祖、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，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。今而易之，无乃乱先王之序乎？昔周有天下，追王太王、王季以天子之礼，及其祭也，亲尽而毁之。汉有天下，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，及其祭也，亲尽而毁之。唐有天下，追王献、懿二祖以天子之礼，及其祭也，亲尽而毁之。则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。

　　又按《周礼》有先公之祧，有先王之祧。先公之迁主，藏乎后稷之庙，其周未受命之祧乎？先王之迁主，藏乎文王之庙，其周已受命之祧乎？故有二祧，所以异庙也。今献祖已下之祧，犹先公也；太祖已下之祧，犹先王也。请筑别庙以居二祖，则行周之礼，复古之道。故汉之礼，因于周也；魏之礼，因于汉也；隋之礼，因于魏也。皆立三庙，有二祧。又立私庙四于南阳，亦后汉制也。以为人之子，事大宗降其私亲，故私庙所以奉本宗也。太庙所以尊正统也。虽古今异时，文质异礼，而右礼之情，与问礼之本者，莫不通其变，酌而行之。故上致其崇，则太祖属尊乎上矣；下尽其杀，则祧主亲尽于下矣；中处其中，则王者主祧于中矣。

　　工部郎中张荐等议曰：“昔殷、周以稷、珣始封，为不迁之祖，其毁庙之主，皆稷、珣之后，所以昭、穆合祭，尊卑不差。如夏后氏以禹始封，遂为不迁之祖。故夏五庙，禹与二昭二穆而已。据此则鲧之亲尽，其主已迁。左氏既称‘禹不先鲧’，足明迁庙之主，中属尊于始封祖者，亦在合食之位矣。又据晋、宋、齐、梁、北齐、周、隋史，其太祖已下，并同禘祫，未尝限断迁毁之主。伏以南北八代，非无硕学巨儒，宗庙大事，议必精博，验于史册，其礼佥同。又详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北齐、周、隋故事，及《贞观》、《显庆》、《开元礼》所述，禘袷并虚东向。既行之已久，实群情所安。且太祖处清庙第一之室，其神主虽百代不迁，永歆烝尝，上配天地，于郊庙无不正矣。若至禘、祫之时，暂居昭穆之列，屈己申孝，以奉祖祢，岂非伯禹烝烝敬鲧之道欤？亦是魏、晋及周、隋之太祖，不敢以卑厌尊之义也。议者或欲迁二祖于兴圣庙，及请别置筑室，至禘祫年飨之。夫祫，合也。此乃分食，殊乖礼意。又欲藏于西夹室，永不及祀，无异汉代瘗园，尤为不可。辄敢征据正经，考论旧史，请奉献、懿二祖与太祖并从昭穆之位，而虚东向。”

　　司勋员外郎裴枢议曰：“礼之必立宗子者，盖为收其族人，东向之主，亦犹是也。若祔于远庙，无乃中有一间，等上不伦。西位常虚，则太祖永厌于昭穆；异庙别祭，则祫飨何主乎合食？永閟比于姜嫄，则推祥禖而无事。《礼》云：‘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所以宗庙严，社稷重。’由是言也，太祖之上复有追尊之祖，则亲亲尊祖之义，无乃乖乎？太庙之外，轻置别祭之庙，则宗庙无乃不严，社稷无乃不重乎？且汉丞相韦玄成请瘗于园，晋征士虞喜请瘗于庙两阶之间。喜又引左氏说，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，月祀于曾高，时享及二祧，岁祫及坛墠，终禘及郊宗石室。是谓郊宗之上，复有石室之祖，斯最近矣。但当时议所居石室，未有准的。喜请于夹室中，愚以为石室可据，所以处之之道未安。何者？夹室谓居太祖之下毁主，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。未有卑处正位，尊在傍居。考理即心，恐非允协。今若建石室于园寝，迁神主以永安，采汉、晋之旧章，仍禘袷之一祭，修古礼之残缺，为国朝之典故，庶乎《春秋》变礼之正，动也中者焉。”

　　考功员外郎陈京议曰：“京前为太常博士，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，奏议祫飨献、懿二祖所安之位，请下百僚博采所疑。其时礼仪使颜真卿因是上状，与京议异，京议未行。伏见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下太常卿裴郁所奏，大抵与京议相会。伏以兴圣皇帝，同献祖之曾祖，懿祖之高祖。夫以曾孙祔列于曾、高之庙，岂礼之不可哉？实人情之大顺也。”

　　京兆少尹韦武议曰：“凡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祫则群庙大合，禘则各序其祧。谓主迁弥远，祧室既修，当袷之岁，当以献祖居于东向，而懿祖序其昭穆，以极所亲。若行禘礼，则太祖复筵于西，以众主列其左右。是则于太祖不为降屈，于献祖无所厌卑。考礼酌情，谓当行此为胜。”

　　同官县尉仲子陵议曰：“今儒者乃援‘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’之语，欲令已祧献祖，权居东向，配天太祖，屈居昭穆，此不通之甚也。凡左氏‘不先食’之言，且以正文公之逆祀，儒者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，而言禹不先鲧乎！且汉之禘、祫，盖不足征。魏、晋已还，太祖皆近，是太祖之上，皆有迁主。历代所疑，或引《閟宫》之诗而永閟，或因虞主之义而瘗园，或缘远庙为祧以筑宫，或言太祖实卑而虚位。惟东晋蔡谟凭左氏‘不先食’以为说，欲令征西东向。均之数者，此最不安。且蔡谟此议，非晋所行。前有司不本谟改筑之言，取征西东向之一句为万代法，此共不可甚也。臣又思之，永閟瘗园，则臣子之心有所不安；权虚正位，则太祖之尊无时而定。则别筑一室，义差可安。且兴圣之于献祖，乃曾祖也，昭穆有序，飨祀以时。伏请奉献、懿二祖迁于德明、兴圣庙，此其大顺也。或以祫者合也，今二祖别庙，是分食也，何合之为？臣以为德明、兴圣二庙，每禘祫之年，亦皆飨荐，是亦分食，奚疑于二祖乎？”

　　其月二十七日，吏部郎中柳冕上《禘祫义证》，凡一十四道，以备顾问，并议奏闻。至三月十二日，祠部奏郁等议状。

　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，敕：“于颀等议状，所请各殊，理在讨论，用求精当。宜令尚书省会百僚与国子监儒官，切磋旧状，定可否，仍委所司具事件闻奏。”其月二十六日，左司郎中陆淳奏曰：“臣寻七年百僚所议，虽有一十六状，总其归趣，三端而已。于颀等一十四状，并云复太祖之位。张荐状则云并列昭穆，而虚东飨之位。韦武状同云当祫之岁，献祖居于东向，行禘之礼，太祖复筵于西。谨按礼经及先儒之说，复太祖之位，位既正也，义在不疑。太祖之位既正，懿、献二主，当有所归。详考十四状，其意有四：一曰藏诸夹室，二曰置之别庙，三曰迁于园寝，四曰祔于兴圣。藏诸夹室，是无飨献之期，异乎周人藏于二祧之义，礼不可行也。置之别庙，始于魏明之说，实非《礼经》之文。晋义熙九年，虽立此义，已后亦无行者。迁于园寝，是乱宗庙之仪，既无所凭，殊乖经意，不足征也。惟有祔于兴圣之庙，禘祫之岁乃一祭之，庶乎亡于礼者之礼，而得变之正也。”

　　十九年三月，给事中陈京奏：“禘是大合祖宗之祭，必尊太祖之位，以正昭穆。今年遇禘，伏恐须定向来所议之礼。”敕曰：“禘祫之礼，祭之大者，先有众议，犹未精详，宜令百僚会议以闻。”时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状五十七封，诏付都省再集百僚议定闻奏。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奏议：“请奉迁献祖、懿祖神主祔德明、兴圣庙，请别增两室奉安神主。缘二十四日禘祭，修庙未成，请于德明、兴圣庙垣内权设幕屋为二室，暂安神主。候增修庙室成，准礼迁祔神主入新庙。每至禘祫年，各于本室行飨礼。”从之。是月十五日，迁献祖、懿祖神主权祔德明、兴圣庙之幕殿。二十四日，飨太庙。自此景皇帝始居东向之尊，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。二祖新庙成，敕曰：“奉迁献祖、懿祖神主，正太祖景皇帝之位，虔告之礼，当任重臣。宜令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太尉，告太清宫；门下侍郎平章事崔损摄太尉，告太庙。”又诏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式在明禋。王者孝飨，莫重于禘祭，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。朕承列圣之休德，荷上天之睠命，虔奉牲币，二十五年。永惟宗庙之位，禘尝之序，夙夜祗栗，不敢自专。是用延访公卿，稽参古礼，博考群议，至于再三。敬以令辰，奉迁献祖宣皇帝神主、懿祖光皇帝神主，祔于德明、兴圣皇帝庙。太祖景皇帝正东向之位。宜令所司循礼，务极精严，祗肃祀典，载深感惕。咨尔中外，宜悉朕怀。”

　　会昌六年十月，太常礼院奏：“禘祫祝文称号，穆宗皇帝、宣懿皇后韦氏、敬宗皇帝、文宗皇帝、武宗皇帝，缘从前序亲亲，以穆宗皇帝室称为皇兄，未合礼文。得修撰官硃俦等状称：‘礼叙尊尊，不叙亲亲。陛下于穆宗、敬宗、武宗三室祝文，恐须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。’臣等同考礼经，于义为允。”从之。贞元十二年，祫祭太庙。近例，祫祭及亲拜郊，皆令中使一人引伐国宝至坛所，所以昭示武功。至是上以伐国大事，中使引之非宜，乃令礼官一人，就内库监领至太庙焉。

　　旧仪，高祖之庙，则开府仪同三司淮安王神通、礼部尚书河间王孝恭、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、吏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配飨。太宗之庙，则司空梁国公房玄龄、尚书右仆射莱国公杜如晦、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配飨。高宗之庙，则司空英国公李勣、尚书左仆射北平县公张行成、中书令高唐县公马周配飨。中宗之庙，则侍中平阳郡王敬晖、侍中扶阳郡王桓彦范、中书令南阳郡王袁恕己配享。睿宗之庙，则太子太傅许国公苏瑰、尚书左丞相徐国公刘幽求配飨。

　　天宝六载正月，诏：京城章怀、节愍、惠庄、惠文、惠宣太子，与隐太子、懿德太子同为一庙，呼为七太子庙，以便于祀享。太庙配飨功臣，高祖室加裴寂、刘文静，太宗室加长孙无忌、李靖、杜如晦，高宗室加褚遂良、高季辅、刘仁轨，中宗室加狄仁杰、魏元忠、王同皎等十一人。大祭祀，骍犊减数。十载，太庙置内官。十一载闰三月，制：“自今已后，每月朔望日，宜令尚食造食，荐太庙，每室一牙盘，内官享荐。仍五日一开室门洒扫。”其后又有玄宗子静德太子庙，肃宗子恭懿太子庙。孝敬庙在东京太庙院内，贞顺皇后、让皇帝庙在京中。余皆四时致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