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野史

　　话说黄龙元年冬十二月，宣帝因病驾崩于未央宫。计宣帝自十八岁即位，在位二十五年。享年四十三岁，葬于杜陵。论起宣帝为人，自幼遭逢患难，生长民间，深知政治弊害和人民疾苦。即位之后励精图治，性喜法律，信赏必罚，综核名实，一时循吏称盛，治化大兴，万民乐业。又值匈奴衰弱，单于来朝，西域向风，羌戎平定，故史家称为汉代中兴之主。惟是用法过严，大臣多死，纵容许、史，外戚始得专权，信任弘恭、石显，宦官逐渐得势，两汉亡国之祸皆由宣帝一人开端，未免为君德之累。唐人李商隐有诗咏宣帝道：

　　天上真龙种，人间武帝孙。

　　小来惟射猎，兴罢得乾坤。

　　渭水天开苑，咸阳地献原。

　　英灵殊未已，丁傅渐华轩。

　　当日宣帝病重，心恐太子奭懦弱，不能独理政务，便仿照武帝故事，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萧望之为前将军，周堪为光禄大夫，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。宣帝驾崩，史高等遂奉太子奭即位，是为元帝，时年二十六岁，尊上官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王皇后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子鳌为皇太子。王皇后名政君，祖父王贺，本齐国人，武帝时为绣衣御史，逐捕盗贼，同时奉使之人如范昆、暴胜之等皆以斩杀立威，大郡地方死者至万余人。惟有王贺一人，专务宽纵，甚少诛戮，武帝怒其不能称职，即将王贺免官。王贺叹道：“吾闻救活千人者子孙有封，今吾已活万余人，后世当能兴盛。”

　　王贺免官之后，回到原籍东平陵居住，却遇东平陵人终氏与之有怨，王贺恐为所害，遂带同妻子迁居魏郡元城委粟里，被举为三老，甚有德化，魏郡人感之。当日元城有一老人，号建公，曾对人说道：“春秋鲁僖公时沙麓崩，晋史官卜得一卦道‘阴为阳雄，土火相乘，故沙麓崩’。此后过六百四十五年，有圣女出世，当为齐之田氏。今元城郭东有五鹿之墟，即沙鹿地王翁孺，本齐田氏之后，移居正当其地。约计过此八十年，恰满六百四十五年，当有贵女兴于天下。”建公说此语时，众人尚未肯信，谁知后来果然应验。

　　王贺生子名禁字稚君，自少往长安学习法律，为廷尉史。王禁为人怀有大志，性好酒色，不修边幅，娶妾甚多，生有八男四女：长子名凤，字孝卿；次子名曼，字元卿；三子名谭，字子元；四子名祟，字少子；五子名商，字子夏；六子名立，字子叔；七子名根，字稚卿；八子名逢时，字季卿。长女名君侠，次女名政君，三女名君力，四女名君弟。内唯王凤、王崇及政君三人为嫡妻李氏所出。李氏当怀孕政君时，忽梦月人其怀，及年长成，性情柔顺。曾许字两次，未嫁而其夫忽死。后赵王聘政君为姬，未入宫王又病死。此时李氏因妒忌与王禁离婚，改嫁为河内苟宾之妻。王禁见政君屡次许嫁，不能成事，心中觉得奇怪。适有清河人南官大有精于看相，素与王禁交好，王禁便请其一看政君之相。大有看见政君，不觉大惊，急向王禁举手作贺道：“令女当贵为天下之母。”王禁听说十分相信，心中暗自欢喜，便教政君读书弹琴。宣帝五凤时，政君年已十八岁，王禁便将她装饰献入后宫。

　　政君在掖庭过了年余，恰值太子奭平日所最宠爱之司马良娣病重将死，对太子道：“妾死非关天命，皆由太子后宫人等见妾得宠，俱怀妒忌，暗中将妾咒诅，以致如此。”太子奭见良娣病到垂危，十分怜惜，又听她如此诉说，心中信以为实。到得司马良娣死后，太子奭悲愤成病，终日忽忽不乐，责骂后宫诸人，说她们害死良娣，一概不许进见。事为宣帝所闻，因恐太子闷损身体，便示意王皇后令其选择后宫宫女数人，赐与太子以悦其意。王皇后依言，便在后宫中选得宫女五人，预备太子来见时，听其自行择取，恰好王政君却在被选五人之内。

　　一日太子入宫朝见皇后，皇后便唤出五人，排立御前，暗遣女官询问太子，意中欲得何人？太子一心悲痛良娣，更无心事娱乐声色，闻言之下，略将五人看了一遍，觉得并无合意之人。但因此是皇后一番好意，不敢违拗，只得勉强应道：“中有一人可取，究竟看中何人，自己也说不出。”此时王政君所立之处，正与太子相近，又身着绎边大褂衣饰，与众不同。女官遂以为她是太子看中之人，奏闻皇后。皇后即命侍中杜辅、掖廷令浊贤同送王政君入太子宫中。太子回宫之后，召见政君于丙殿，遂得进幸。说起太子后宫原有姬妾不下十余人，得幸久者七八年，皆未有子。独政君侍寝一次，便即怀孕在身。甘露三年生一子于甲观画堂，算是嫡长皇孙。宣帝爱之，取名曰骜，常置左右。至是元帝即位，立为太子。政君遂为皇后，封皇后父王禁为阳平侯。

　　元帝即位之后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外戚总领尚书事务，萧望之与周堪二人为副。望之前为太子太傅，周堪为少傅，二人既是师傅，自蒙元帝宠任，不时进见，陈述治道。萧望之又与周堪选取宗室中学问道德兼备之刘更生荐为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并在左右，四人同心辅政，劝导元帝遵守古制，多见听从，其时朝廷也就清平无事。

　　谁知过了年余，忽然发生变故。只因当日同受遗诏辅政之人，除萧望之、周堪外，尚有史高一人。史高字君仲，乃史恭之子，宣帝少时曾寄养其家。及即位之后，史氏与许氏同属外戚，宣帝念其旧恩，看待甚厚，于是许、史两家子弟一向放纵不法，皆由宣帝平日过于宠任之故。如今史高得拜大司马，受诏辅政，自以为身居霍光地位，遇事当由己主张。偏遇萧望之、周堪二人皆是名儒，通达治体。史高虽位居其上，学问才识不及二人，自然相形见绌，一切政事皆由二人议决。史高不过随同画押，毫无实权，因此心中不悦，渐与二人结下嫌隙。又见二人多所荐举，并得任用给事，内廷联为一气，自己势成孤立，遂也想得二人，暗地与之联络，以为抵制之法。

　　此二人是谁，原来皆是宦官，一为沛郡人姓弘名恭，一为济南人姓石名显，二人少时因事受了宫刑，入宫为中黄门。其时正值霍山领尚书事。宣帝恐其专权，遇有外来文书，便命宦官取入阅看，自行批发，并不告知中书，弘恭、石显常奉命传达章奏。及霍氏灭后，宣帝遂用二人为中尚书。当日宣帝为政，专依法令办事，不甚信从儒术。弘恭熟悉法令；擅长章奏，宣帝遂拜弘恭为中书令，石显为仆射，是为汉朝宦官干政之始。但因宣帝为人精明，御下甚严，而且事必躬亲，权不旁落，所以二人虽然久掌枢机，却也不敢十分作弊。

　　及至元帝即位，其始信任儒生。每遇会议政事，萧望之等多主张采用古制，不依法令；弘恭、石显但知援引成例，与望之等议论不合。元帝往往听从望之议，史高知弘恭、石显所议不用，必然怨恨望之，遂与二人深相交结，彼此暗通消息，遇事互相援助。望之素知弘恭、石显生性奸邪，便欲趁势将其驱除。一日望之入见元帝奏道：“中书为政事根本之地，宜选贤明之人。自武帝时因常在后宫游乐宴饮，任用士人传达政事，觉得不便，所以参用宦官，究竟不是国家旧制，而且违背古代不近刑人之义，应请将中书宦官悉数罢去，改用士人。”元帝见奏，自，以即位未久，不便变更旧制，乃发交群臣会议。于是史高、弘恭、石显闻信，急结合在朝一班党羽，反对此议。元帝生性本来优游寡断，又见众意不同，便将此事作罢。由此史高、弘恭、石显深怨望之，乃相聚计议道：“可恨萧望之竟想排斥我辈，若不将他除去，安能保全禄位。但他正在得宠之际，又苦无隙可乘，不如先设法将刘更生调为外朝官吏，剪其羽党，然后算计除他。”计议既定，恰好当日宗正缺出，三人便在元帝面前合力保奏刘更生出为宗正。论起宗正官列九卿之一，自比给事中尊贵。但给事中乃是内朝之官，出入宫禁，日在帝旁，预参谋议，地位亲密；宗正系外朝之官，专管宗室事务，反不及给事中之得势。三人既得更生调出，便又算计除去望之，果然不久竟如其愿。

　　先是萧望之与周堪屡次向元帝保荐名儒茂材，以备补充谏官之职。时有会稽人郑朋游学长安，意欲谋得一官半职，因见望之秉政，便欲投其门下，希望进用，但苦无人引进。一日忽然想得一计，便向阙下上书。书中告发车骑将军史高，分遣宾客前往各郡国营求贿赂，又备言许、史二家子弟种种罪过。原来郑朋探得萧望之、周堪与许、史不睦，因欲借此迎合。此奏既上，元帝发交周堪阅看。周堪看了一遍，正合其意，便以为郑朋是个好人，奏请元帝令郑朋待诏于金马门。

　　郑朋既为待诏，知系周堪所荐。心想望之与周堪志同道合，知我上了此奏，意中自然赞同。我今前往谒见，谅不至被他拒绝。又转念自己冒昧前往，不免被其看轻，不如先致一书，探其意旨，于是写成一书，遣人送到前将军府中。望之得书拆开一看，知是前日告发许、史之人，又见书中措词颇为得体，便命请来相见。来人回报郑朋，郑朋如言到来。望之推诚接待，礼意殷勤。郑朋喜出望外。从此常常对人称述望之如何好处，许、史如何不好，意欲讨好望之，升他官职。在萧望之原也有意提拔郑朋，无如郑朋为人品行不端。过了一时，竟被萧望之查出许多劣迹，心生嫌恶。以后每遇郑朋到来，立即谢绝不与相见。便连周堪也知郑朋是个小人，深悔从前不该将他保荐。

　　郑朋虽被望之拒绝，心中尚希望周堪替他引进，谁知一日忽闻说大司农史李宫拜为黄门郎。事后查知乃系周堪保奏，郑朋不觉大怒。原来李宫与郑朋同为待诏，今周堪独荐李宫，不荐郑朋。郑朋自知无望，因此怒从心起，便想投入许、史门下，报此仇恨。未知郑朋如何算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