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野史

　　话说元光五年，武帝使张汤与赵禹同定律令。赵禹乃邰县人，曾事周亚夫，为丞相史，府中属吏皆称其公廉，惟周亚夫不肯信任。或问其故，亚夫道：“吾极知赵禹才能，但其人用法深刻，不可使居大府。”至是赵禹积官至太中大夫，奉命与张汤做了同事，二人意见相同，彼此一见便如旧识，深相结纳。赵禹年长，张汤以兄礼事之。所定法令，专务苛酷。又作见知故纵之法，凡官吏见知他人犯法，不即出头告发，是为故纵，与犯人同一办罪。又刑官用法严猛，故入人罪者，其罪从轻；若故纵犯人者，其罪从重。此令既定，一班官吏皆受拘束，欲免朝廷督责，不得不从事苛刻，由是酷吏借此逞威，无辜之民多被诛戮矣。

　　到了元朔三年，武帝遂拜张汤为廷尉，用赵禹为少府，赵禹为人清廉，生性倨傲，在朝不与公卿往来，门无食客，一意奉公孤立。张汤偏想卖弄智巧，上结武帝欢心，下博众人称誉。廷尉属官甚多，有廷尉正、左监、右监、掾史等名目，分部办事。张汤到任，便留心察看属官性质，某人苛刻，某人和平，分别记在心上。每遇出有案件，张汤先探明武帝意思，若武帝意主从严惩办者，便发交苛刻之人讯问，武帝意在从轻发落者，便发交和平之人审判。至其人实在有无犯罪与所犯之罪，是轻是重，以及属官审判是否合法，一切不问，但求能如武帝之意，不被批驳，便算尽了自己责任。

　　张汤有时遇见案件，探不出武帝意思，或武帝对于此案，并无成见，张汤却另有主意。心想主上平日最恶土豪游侠，但遇此等人犯到案，不管如何，便加他一个重罪，料不至十分违背上意；至于贫弱小民，张汤本有意将他超生，却又想到武帝生性雄猜，遇事定要恩自己出，于是仍行判定罪名，具文奏上，自己又亲向武帝说道：“此案依律虽应办罪，尚望陛下裁察。”武帝听说，知他是替犯人求恩，往往依言轻减其罪，或径行释放。若是遇着疑难案件，张汤先向武帝陈明原因，分别数种办法，自己不敢主张，听候武帝定夺，等到武帝决断之后，便将此种判词，编入例案，列为定法。张汤如此办案，也算体贴武帝意思，煞费苦心，自然买得武帝欢喜。谁知张汤过于讨好，不免弄巧成拙，有时奏事不合帝意，反遭武帝诘责，张汤只是免冠叩头，自己认错。一面留心细听武帝言语，知得武帝意见，便举出贤能属官姓名，说道：“某人曾向臣主张此议，臣生性愚蠢，不用其言，以致做事错误。”武帝见其深自责备，也就气平，并不加罪。有时武帝见其奏事甚合己意，连声称善，张汤却不自承认，反说道：“臣并不曾想到此处，乃是属官某人所为。”武帝听了，以为张汤竟能推贤让善，愈加信任。

　　张汤又见武帝性喜文学，一时进用之人，大抵儒生为多，自想系刀笔吏出身，平日未读儒书，恐被舆论看轻。此时适值董仲舒由胶西谢病回京，家居茂陵，一意修学著书，不问家事。武帝甚重其人，朝廷每有大议，常使张汤往问仲舒，仲舒依据经义，对答皆有法度。张汤便以师礼奉事仲舒，一面结交儒生，敬礼名士。其实张汤但知法令刑罚，何曾晓得经术，对于一班文人学士，气味不同，势难投合，不过欲得众人说好，所以违了本心，强勉与之联络。又建议请武帝选派博士弟子曾习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人，充补廷尉属官。于是法庭之中，也有儒生在内供职，但张汤意在借此装点门面，何曾实心任用。

　　一日，张汤忽遇一桩疑难案件，召集亲信掾史，会议办法，奏上武帝。武帝批驳下来，张汤又与掾史再三斟酌，另拟办法奏上。武帝又不合意，重行批驳。张汤两次被驳，心中忧惧。一众掾史，已是费尽心思，更无方法可想，彼此面面相觑，计无所出。正在惶急之际，忽有一人走来，见此情形，上前动问。

　　此人姓倪名宽，乃千乘人，自少师事欧阳生，学习《尚书》。自武帝即位，始置五经博士。及公孙弘为丞相，建议设置博士弟子五十人，饬令各郡国选取人民，年在十八岁以上，仪状端正者，补充博士弟子，每年考试一次，及格者调补郎中及文学掌故。倪宽被选人京，师事博士孔安国褚大为弟子。只因家中甚贫，住居长安，旅费无出，便为同学诸人炊煮饭菜，诸人一同供其伙食。倪宽平日刻苦勤学，遇有放学之日，便出外替人佣工，赚得工资以供用度。但他虽是作工，仍带经书前往，稍得休息，便取经书诵读，以此学问大有精进。谁知身礼过劳，忽得一病，卧床不起。倪宽孤身远客，平常尚不觉得，一到病中，举目无亲，真是凄惶万状。却亏得好友韩生，极力照应。说起韩生，家中略有财产，与倪宽本不相识，只因他天性好奇，一日忽发奇想费了五千钱，给与一个有名相工，邀他同到学校看相。将一班博士弟子，逐人看过，因问相工：“何人当贵？”相工看了一遍，独指倪宽对韩生道：“此生必贵，将来位至三公。”韩生谢了相工，令其回去，遂来与倪宽相见，各通姓名，结为朋友。韩生一味与倪宽要好，倪宽也感其情谊，二人遂如以胶投漆，十分亲密。韩生见倪宽独居无伴，便将自己行装，搬来同住，及至倪宽得病，韩生替他延医调药，递汤送水，日夜伺候，如同仆人。倪宽病愈，异常感激韩生，从此二人相待有逾骨肉。及至年终考试，倪宽及格，得补掌故，未几又调补廷尉文学卒史。

　　倪宽为人温和，机警有智略，善作文字，惟是口才颇拙。自补廷尉史，见那廷尉府中，所用无非刀笔法律之吏，倪宽独似儒生杂在众人之中，众人都道他未曾练习事务，遂不分派职事，但命为从史，，前往北地看视牲畜。倪宽在北地数年，此次回至廷尉府，缴上牲畜数簿，恰值众掾史会议案件，倪宽见一个个愁眉苦眼，心想必是一件疑难之事，不免向前动问，众人此时无法，只得详细告知。倪宽却想得一种办法，遂对众人陈述意见。众人便请倪宽拟个奏稿。倪宽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众人围着观看，无不拜服，急持奏稿来见张汤，告知其事。张汤看了一遍，不觉大惊，急召倪宽入见，与之谈论片刻，甚加赏识，立擢为掾，便将倪宽所作奏稿，奏上武帝，即日便得武帝批准。过了数日，张汤入朝，武帝问道：“前次奏章，非是俗吏手笔，到底何人所为？”张汤说是倪宽，武帝点头道：“我已久闻其名。”张汤退朝，便将倪宽升为奏谳掾。倪宽每依据经义，判决疑狱，张汤甚加倚任。

　　张汤自见身居高位，愈想博取名誉，平日行事务为修饬，所得俸禄，用以广交宾客，周恤族人。对于故人子弟现为官吏者，尤加照护，每遇出外酬应，不避寒暑。以此张汤虽然用法深刻，却得众人称赞，连丞相公孙弘都时常说他好处。独有汲黯听见张汤更定法令，得为廷尉，心中不悦。一日同侍武帝，汲黯忽面责张汤道：“君为正卿，上不能广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，使国富民安，人不犯罪，何故空将高皇帝所定法令纷纷更改？似此行事，祸及子孙，将来必至绝种。”又一日，汲黯与张汤相聚议事，张汤所言，无非苛刻琐细。汲黯不入耳，忍不住发怒骂道：“世人常言刀笔吏不可为公卿，此语果然不错。使张汤得志，必致天下人民不得安宁。”张汤被汲黯当着大廷广众，几次直言责备，并不容情，心中自然怀恨，便与公孙弘联络一气。

　　当日武帝正宠信公孙弘、张汤二人，偏遇汲黯屡斥其短，因此赌气，反升二人官职。汲黯当建元六年即为主爵都尉，其时公孙弘、张汤尚是小吏，不过几年，便与同列，如今竟居其上。汲黯身为九卿十余年，并未升擢，又见二人得志，愈觉郁郁不平，一日因事人见武帝，不觉当面说出。未知汲黯说何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