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野史

　　话说宣帝在位日久，四夷宾服，朝廷无事，海内富足，万民乐业，真是个承平世界中兴气象。宣帝为人，虽然精明强干，勤求治理，但生性颇似武帝，喜文学，好神仙，招致儒生方士时至甘泉郊祭泰峙，往河东祀后土，作为诗歌，又听方士之言，添设神庙。一日忽得益州刺史王襄奏荐蜀人王褒有异才，宣帝即行召见，命作《圣主得贤臣颂》，用为待诏。过了一时，方士又言益州出有金马碧鸡之宝，使人前往祭祀，可以求得。宣帝依言，便命王褒往祭。王褒行至半途病死。至今云南省昆明县东有金马山，其西南有碧鸡山，上有神祠，即汉宣帝使王褒祭祀之处也。宣帝闻王褒身死，甚加悯惜。后张敞劝宣帝罢免方士，宣帝从之，由此绝意神仙之事。

　　宣帝又喜修治宫室，装饰车马器物，比起昭帝奢华许多，兼之信任外戚，如许氏、史氏、王氏皆受宠任。于是谏大夫王吉上书谏阻，宣帝不听，王吉遂谢病归到琅琊。说起王吉，自昌邑王刘贺被废后，与龚遂等一同下狱，因其屡次直谏，得免死罚为城旦，后刑期既满，起为益州刺史，告病归家，复召为谏大夫。王吉生性廉正，当少年时，家居长安，东邻有大枣树一株，枝叶垂到王吉庭中，适值枣熟之时，王吉之妻见了，便私自摘取，进与王吉食之。王吉先前不知，将枣食毕。出到庭中，偶然望见枣树垂下之枝并无一枣，不觉生疑，向妻究问，其妻只得明言。王吉大怒，立时休去其妻。东邻主人闻知其事，心想不过吃了几个枣子，却害人夫妇离散，也觉得甚不过意。论起来都是此株枣树招灾惹祸，便欲动手将树砍去。一时哄动乡里多人前来观看，都为感动。大众便出头调停，先阻止东邻，勿砍枣树；然后力劝王吉迎归其妻。王吉却不过大众好意，方才应允，于是地方上人为之作歌道：

　　东家有树，王阳妇去。

　　东家枣完，去妇复还。

　　王吉为人既属一毫不苟，所交朋友自亦不多，只有一人姓贡名禹，字少翁，与王吉同郡，二人平日极其相得，世人又为之语道：

　　王阳在位，贡公弹冠。

　　此二句是说他二人进退相同之意，但二人在宣帝朝并不得志。王吉既由谏大夫告归，贡禹也由河南令罢官回里。直至后来元帝即位，素闻二人之贤，遣使召之，二人奉命赴京。此时王吉年纪已老，行至半路，得病而死。元帝闻信，甚为悼惜，遣使吊祭。独有贡禹至京，竟得大用，官至御史大夫。后王吉之子王骏为京兆尹，有能名，官亦至御史大夫。骏子祟，平帝时为大司空，自王吉至王崇三代皆号清廉，但是才能名誉一代不如一代，而官职却一代高过一代。更有一宗奇事，时人相传王阳能作黄金。原来王吉父子孙三人，皆喜修饰车马衣服，平时服御甚是鲜明，但并无金银锦绣等装饰，到得搬移他处，所携带者不过几个衣包，此外别无财产，及罢官归去，也与平民一律布衣疏食。世人既服其廉，又惊其奢，因见其平日不事产业，何以能如此阔绰，遂以为定是得了仙术，能作黄金，供给自己使用，此等无知推测，未免可笑。

　　说起制作黄金，当日宣帝也曾遣人试验，并无成效。先是淮南王刘安性好神仙，招集许多方士，著成一书，名为《枕中鸿宝苑秘书》，书中所说大抵驱使鬼物点化黄金等事。刘安珍重此书，不使外人得见。及谋反事发，此书落在宗正刘德家中。刘德之子刘更生自幼好学，得读其书，甚以为奇。宣帝因更生富有文学，用为谏大夫。更生见宣帝方喜神仙，便将淮南之书献上，并言依法制造，黄金可成。宣帝便命更生管理上方铸造之事。更生遂依照书中所言方法，试行铸造，及至试验许久，并无成效，反白费许多财物。宣帝大怒，遂将更生发交廷尉治罪。廷尉便按照刑法，将更生拟定一个死罪。幸得更生之兄刘安民嗣父爵为阳城侯，上书愿献其国户口一半以赎弟罪。宣帝也念更生是个奇才，方得从轻发落。读者试想，更生试造黄金，原是奉着宣帝之命，到得后来试验无成，破费官中财物，在更生年少好奇，虽不免有轻举妄动之过，却非一班方士有意欺骗者可比。谁知宣帝便因此发怒，不怪自己轻信，单归罪于更生一人，更生几乎不保，宣帝居心已算深刻。但此事系由更生创意，尚可说他罪由自取。此外更有公正清廉大臣，如盖宽饶、杨恽等平日无甚罪恶，只因触忤宣帝之意，便就他言语文字上吹毛求疵，加上重大罪名，务欲致之死地。后世无数文字之狱，皆由宣帝一人开端。此种惨酷无理，直是偶语弃市之变相，究其原因，皆由宣帝中了申韩之毒，专任刑法，所以有此刻薄寡恩之举。

　　盖宽饶号次公，乃魏郡人，由儒生选为郎官，被举方正，对策高等，拜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，因劾奏侍中张彭祖不实，被贬为卫司马。卫司马职掌屯兵，守卫宫门，乃是卫尉属官，向来见了卫尉，都是下拜。盖宽饶既到卫司马之任，查明法令所载仪节，并无此等明文，便按照法令，向着卫尉长揖不拜。卫尉觉得盖宽饶十分高傲，与众不同，但尚未知他利害。一日卫尉私命宽饶出外办事，照例卫司马领兵守卫宫门，不得擅离，遇有公事外出，应向尚书报告，卫尉不得私自差遣。无如从前充当卫司马者，意欲迎合上官，往往替卫尉办理私事，且并不报告尚书，已成一种习惯。如今盖宽饶充当卫司马，卫尉便也任意将他差遣，盖宽饶闻命，并不推辞，却照例向尚书报告，说是奉了卫尉命令，出外办理某事。尚书见了报告，所办并非公事，遂唤到卫尉责备一番，说他不应私遣属官外出。卫尉遭此责备，从此不敢违法使人。

　　盖宽饶自由谏大夫贬为卫司马，算是文官改为武将，遂将身上长衣截短，头戴大冠，身佩长剑，实行自己职守之事。不时巡行卫卒住处，各人之饮食起居，俱加留意，遇有身患疾病者，亲自问视，并为之延医给药，十分顾恤，以此人人尽感其恩。到了一年期满，卫卒例许归家，另换一班接替。接替之期，照例每年正月五日，大排筵宴，以酬其劳。是日宣帝亲自出见诸人，及酒阑席散，宣帝方欲开言，命其还家。谁知卫卒数千人，一齐叩头，自请再留当差一年，以报宽饶之德。宣帝甚喜，遂拜宽饶为太中大夫，命其出外巡行风俗，到得回京，奏对称旨，擢为司隶校尉。宽饶既任司隶校尉，对于百官庶民，遇有过恶，无论大小一律劾奏。于是一班贵戚公卿，皆畏其严厉，不敢犯禁，京师地面为之一清。

　　一日平恩侯许伯修理第宅完工，搬入居住，满朝文武百官都往道贺。许伯大排筵席，留着众人入席饮酒，只有司隶校尉盖宽饶不到。许伯遣人往请，宽饶闻信方来，由西阶一直上堂，便就东向一个特别座上昂然坐下，也不与众人施礼。许伯见他到了，便亲自提壶前来敬酒。宽饶说道：“不可多斟与我，我乃酒狂。”许伯未及开言，忽听得隔坐有人笑道：“次公醒时便狂，何必酒也！”宽饶举目一看，原来发言之人，乃是丞相魏相，也就默然不语。到得酒酣，音乐大作，众官开怀畅饮，内有长信少府檀长卿吃得大醉，便离席起舞，学那猕猴与狗争斗，形容毕肖。众人见了，无不大笨。惟有盖宽饶心中不悦，于是仰视屋宇，对着许伯叹道：“美哉此屋，但富贵无常，此屋有如传舍，阅人多矣。惟有谨慎，方得长久，愿君侯勉之。”说罢，便辞别而出，遂即入朝劾奏长信少府檀长卿，身为列卿，作猕猴舞，失礼不敬。宣帝见奏，便欲加罪檀长卿，许伯急代为谢罪，方得从宽免议。

　　盖宽饶为人刚直公廉，一意奉公，家中清贫，所得俸钱一半给与吏民，使其为己耳目。身为司隶，其常步行自往戍边，其高洁如此。但生性深刻，专欲寻人过恶，以致贵戚公卿多怀怨恨。又喜直言冲撞，宣帝为其是儒者，屡加宽容，然心中终觉不快，不加升迁。宽饶因见同辈或后时之人，也有位至九卿者，自己奉公尽职，反居常人之下，因此郁郁失意，便不时上疏谏争。时太子庶子王生素来敬重宽饶，见其好为直言，心甚不以为然，乃作书劝谏，宽饶不听。神爵二年秋九月，宽饶见宣帝专用刑法，信任宦官，遂上书极谏。书中说道：“方今圣道渐废，儒术不行，以刑余为周召，以法律为诗书。”又引韩氏《易传》道：“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传子，官以传贤。若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，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。”宣帝见书，心中大怒，便将其书发交朝臣议罪。有执金吾议道：“宽饶书意，欲求禅位，大逆不道。”宣帝依议，遂命将宽饶下狱。宽饶不肯受辱，闻诏便拔出佩刀，自刎于北阙下。时入见了，无不怜之。

　　盖宽饶死后，光禄勋杨恽，亦因事免官。杨恽乃杨敞之子，因告发霍禹逆谋，得封平通侯，拜光禄勋。为人轻财好义，廉洁无私。平日与盖宽饶甚属相得，但性喜揭人过失，往往招人之怨。此次因与太仆戴长乐有隙，戴长乐遂告杨恽诽谤不道。宣帝竟免杨恽为庶人，杨恽免官家居，富有钱财，声名仍自煊赫。却有友人孙会宗作书劝告杨恽，说是大臣被废，理应闭门忧惧，不可轻营产业，交通宾客。杨恽自少显名于朝，今因言语免官，心中不服，见了会宗之书愈加愤怒。遂作书回复会宗，书中不免有怨望之语。到了五凤四年夏四月，遭遇日食，忽有人上书，告说杨恽骄奢不悔过，日食之咎都由此人。宣帝见奏，发交廷尉查办，却被廷尉查出杨恽回复孙会宗之书，呈与宣帝阅看。宣帝见书中有道：“且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，故君父至尊亲，送其终也，有时而既。”又有诗道：“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。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。”宣帝读到此处，以为杨恽有心诽谤君父，讥刺朝政，不觉大怒，便处以大逆不道之罪，杨恽竟坐腰斩，妻子长流酒泉，所有朝臣中素与杨恽亲好者尽免官职。

　　独有京兆尹张敞平日亦与杨恽交好，有司奏请免官。宣帝惜其才能，便将奏章搁起。此时张敞适有案件发交属吏絮舜查办。絮舜心想张敞被劾，便当免官，不肯替他办案，竟将公事放在一边，自己回家歇息。有人见了便来劝阻絮舜，絮舜道：“吾为此公尽力多矣，如今不过是五日京兆罢了，哪能再行办事。”谁知此语却被张敞闻知，即命吏役捕拿絮舜下狱，办成死罪。到了行刑之日，张敞使主簿传渝絮舜道：“五日京兆，究竟何如？现在冬日已完，汝尚望活否？”絮舜此时悔已无及，只得引颈受戮。说起絮舜之罪，本不至死。张敞恨其渺视，致之死地，絮舜家人自然不服。到了立春，宣帝照例遣使出巡冤狱。絮舜家人载着絮舜尸首，并张敞谕单，出头告发。使者奏上宣帝，说是张敞贼杀不辜，宣帝遂将张敞免官。过了数月，京师盗贼复起，冀州又有大贼，宣帝召拜张敞为冀州刺史，地方又得平定。

　　当日太子奭见宣帝信任法吏，专用刑罚，心中不以为然，便乘间婉言进谏。未知太子如何进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